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中華民族”是對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的總稱，“美利堅民族”是對居住在美國境內的所有民族的總稱。但是“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絕不僅僅是兩國國內各個族群在數量上的簡單疊加。前者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包含著境內其它少數民族的多元一體的結構，后者則是以昂格魯·薩克遜民族為主體的、包含著境內其它少數族裔的歷史共同體。在中國，漢民族是主體民族，在美國，昂格魯·薩克遜是主體民族，它們對境內的少數民族在某些方面均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我們稱之為主體民族的“垂范效應”。

“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這兩個概念之所以是成功的、真實的，唯一的秘密就在于主體民族的“垂范效應”是成功的、真實的，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民族融合也是成功的、真實的。

　　本文將順次探討以下三個問題：

　　一、 “中華民族” 和“美利堅民族”的形成與發(fā)展分別呈現出何種特征？ ??

　　二、主體民族的“垂范效應”具體表現何在？

　　三、國家采取何種政策來配合、強化民族融合的過程，又采取何種政策來壓制、抵消各種不利的因素？

　　最終我們將從中美民族的個案對比分析中推導出具有普遍意義和現實意義的規(guī)律性結論。

　　中華民族：以文化親和力為主導的民族融合

　　“中華”一詞是“中國”與“華夏”的合稱。中國的本意是指天子的畿輔之地，相當于今天的中原地區(qū)。在《春秋谷梁傳》中有“名從中國，物從主人”的說法，意思是稱呼蠻夷的人名時要以中原地區(qū)的叫法為準，稱呼地名、物名時則可按照它們本來的叫法，這種典型的春秋微言大義的筆法，似乎包含著某種外交禮儀的考慮，其實是主要反映了古人“夷夏之防”的觀念。而所謂“華夏”原初是指夏后氏（夏族，建立夏朝的那個民族，漢族的前身），后來逐漸與“夷狄”相對，與“中國”在意義上幾乎完全一樣了。“中華”一詞是作為“中國”與“華夏”的同義詞而出現的，最早可見于《晉書》，因此，“中華民族”一詞的產生并不令人感到突兀，它是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的。

　　“中華民族”是一個后起的新詞，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興起，其基本意義是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爸腥A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時？各人的說法不一，在本文中不予以討論。這里所關心的是，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何種因素起了主要作用？我們認為，以文化親和力為主導的、重心略向漢民族傾斜的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始終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漢民族在文化上對少數民族的“垂范效應”（“文化親和力”）具體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漢制。根據《周禮》（原稱《周官》）的記載，周代的最高官員有如下的分工與職能：天官冢宰統(tǒng)率百官，地官司徒掌管土地、人民，春官宗伯掌管祭祀、禮儀，夏官司馬掌管軍事，秋官司寇掌管刑獄，冬官司空主持工程營造。在六官的下面，還有大夫、卿、士、府、史、胥、徒等屬官負責處理各種具體的職務。因此，至少從西周開始，中國就已經有了分工精細、職能明確的政治制度。秦漢魏晉時期的三公九卿制、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都是從周制衍生、演化出來的。例如后來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與《周禮》中的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在職事上有著明顯的對應關系。中國古代的這套制度歷代雖然有種種變化，但還是比較穩(wěn)定的，同時又是相當先進的，所以一直成為少數民族政權效仿的對象。如前秦是由氐族人苻健建立的，在其立國之初，就依漢制設百官、立五等之封，它的上層官員也主要來自漢、氐、羌三族，結果在前秦滅亡前，氐族就與漢族融為一體了。

　　德治、禮治。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 又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因此，以儒家道統(tǒng)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是很強調德治和禮治的。這也可以從“王霸之分”中體現出來。依據儒家的觀點，以德服人的是“王道”，以力服人的是“霸道”，君主應行“王道”，不應行“霸道”。所謂“王道”指的就是德治和禮治。在傳統(tǒng)的德治社會、禮治社會，皇帝通常還負有一定的道德責任。商湯黜夏命，作大誥，說“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盤庚遷都，對守舊的大臣說：“邦之臧（善），惟汝眾；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周武王討伐帝辛（紂），與諸侯盟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從上面的三段誥命可以看出，這種強調皇帝的“領導責任”的德治、禮治，無疑具有極大的道德感召力，中國少數民族向慕漢化與此有著莫大的關系。

　　漢文、漢俗。我們知道，一種文化“文字、典籍”和“風俗”的成熟、精致程度表明了該種文化的先進程度。中國至少在夏朝的時候就有典籍了�！渡袝�》中記載了夏王太康的五個弟弟所作的歌謠“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冊，貽厥子孫”，可為一證。而孔子的為邦之道“用夏朝的歷法，坐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音樂用‘韶’、‘武’”。（《論語·衛(wèi)靈公》，“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同武）”），則是對一種較完美的風俗的描述。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對漢族的文字、典籍和風俗是非常想望的。例如北魏孝文帝著名的漢化改革，有一個很極端的做法，讓親近的貴族大臣出了自己的鮮卑族夫人，另娶漢族閥閱世家的女子為妻。此外，還要求他們改穿漢族的服裝，改用漢族的姓氏。普通的老百姓也逐漸改說漢話，改行漢俗。

隋唐之際，鮮卑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消失了。

　　漢族的政治制度，儒家的“德治、禮治”及漢族的文字、典籍和風俗，三個因素常常是整合在一起對少數民族產生“垂范效應”的。建立政權的少數民族，其最高統(tǒng)治者往往在這三個方面同時推進“漢化”。這種“自上而下的”的“漢化”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質，但基本上不遭到太大的抵制，其效果也是很明顯的。而一般的“內附”民族，接受中原王朝的直接統(tǒng)治，“編戶為民”，更容易放棄自身的民族特性，與漢族融合為一個整體。

　　從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一直到清季，無數的少數民族都自覺不自覺地被漢族融合了。最近被“漢化”的一個民族——滿族，現在已不會講自己的民族語言——滿語了。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漢民族對少數民族的“文化親和力”是實現這種民族融合的根本原因。同時，正統(tǒng)王朝的政策對這種融合也起了極好的配合作用。中國是有“懷柔遠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和戎政策的傳統(tǒng)的。漢宣帝五鳳（前57-54）年間，匈奴發(fā)生內亂，出現了“五單于爭立”的局面，使自身的勢力受到嚴重的削弱。面對這一千古難逢的良機，漢王朝的多數大臣主張乘機一舉殲滅匈奴。宣帝遣朝臣問計于蕭望之，蕭望之對曰：“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害，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毙�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后來派兵幫助呼韓邪登上單于之位。

蕭望之建議的內涵是持之以和、待之以義，是十分開明的。和戎政策還有其它多種形式，如朝聘（《春秋谷梁傳》：聘，問也）、封貢、盟會、聯(lián)姻、和親、互市和接受內附等。這些政策都是有助于民族融合的良方。在中國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之所以聚涓溪成洪流、形成偉大的中華民族，與這一類開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開的。當然，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各少數民族內部，也經常爆發(fā)戰(zhàn)爭。戰(zhàn)爭狀態(tài)對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是不利的，但民族戰(zhàn)爭有時反而能夠大大地加快民族融合的進程，如魏晉時期匈奴、羯、氐、羌、鮮卑“五胡亂中原”，各民族之間戰(zhàn)爭頻仍，但民族融合也在加速進行，到隋朝再次統(tǒng)一中國之時，所謂的“五胡”已經從正史記載上徹底消失了。

　　美利堅民族：以經濟向心力為主導的民族融合

　　根據學界公認的意見，統(tǒng)一的“美利堅民族”在北美獨立戰(zhàn)爭之前已經形成。當時大西洋沿岸十三個殖民地的人民，為了反抗英王的剝削政策，爭取必要的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在政治上相互支援、在心理上相互認同，都覺得自己隸屬于、效忠于一個全新的歷史共同體，這就是“美利堅民族”的誕生。

　　二百多年過去了，“美利堅民族”的構成和內涵逐漸發(fā)生了一定的轉移。在北美獨立前后，構成“美利堅民族”的幾乎是清一色的WASP，即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的三位一體。北美獨立以后，“美利堅民族”敞開了自己的胸襟，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融入了新的種族、民族，加入了新的宗教、文化，從而使其具有較大的開放性與多元性。

　　“美利堅民族”是如何逐步成為一個新的歷史共同體的？它在形成之后，又是如何不斷地保持自身、充實自身的？我們認為，昂格魯·薩克遜的“垂范效應”和以此為基礎的各民族的大融合，在此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美國的民族融合采取何種方式？呈現出了何種獨特性？我們可以發(fā)現，在“美利堅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經濟因素的作用始終是第一位的。美國采取的是一條以經濟向心力為主導的、自然的民族融合的路子。下面，我們首先考察一下這種經濟上的吸引力（“經濟向心力”）大致包含了哪些方面。

　　優(yōu)渥的自然條件。美國東臨大西洋，西瀕太平洋，東西海岸之間最長達4517千米，南部墨西哥邊境與北部加拿大邊境的距離達2572千米；
本土面積九百多萬平方千米，居世界第四位；
其中海拔超過兩千米的不到九分之一，平原面積倒占了一半左右，耕地面積居世界第一。在歐洲移民到來之前，這篇廣袤的土地基本上都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土地生產力高，邊際產出大，適于種植各種作物。美國的資源也得天獨厚，擁有金、銀、銅、鐵、鉛、鋅、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多種礦產資源，是后來成功實現工業(yè)化的重要物質基礎。美國土地廣闊、資源豐富，農業(yè)、工業(yè)前景美好，在十七、十八、十九整整三個世紀里成為吸引外來移民的主要因素。因為在早期移民眼里，土地、資源就意味著牛奶、面包以及大把大把的鈔票。有一首十九世紀的新歌謠，唱出了他們的心聲：“在歡樂的奧里安納，人們免費分給你土地；
糧食涌出地面，像金瑪瑙綿綿不絕；
啤酒香醇甜蜜，合于你的挑剔口味，泡沫翻騰、流成小溪，一大半只好浪費……”

　　優(yōu)渥的社會條件。美國是世界上較早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有三個基本要素：公民自由產權（“私有制”）、自由企業(yè)制度和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在《獨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到確認，而所謂“追求幸福的權利”就是指“財產權”，它包括兩個方面：公民擁有財產（公民自由產權）、獲得財產（自由企業(yè)制度）的權利。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第一條第八款規(guī)定“對于從任何一州輸出的貨物，不得征收稅金或關稅”，“任何商業(yè)或稅收條例，都不得給予一州港口以優(yōu)惠于他州港口的待遇；
不得強迫開往或開出一州的船舶在他州辦理入關、出關手續(xù)或交納關稅”，這就確立了在國內自由貿易、平等貿易的原則，同時在理論上，國內市場也是統(tǒng)一的。南北戰(zhàn)爭以后，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正式形成。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近四個世紀來對外來移民有著強烈而持久的吸引力。隨著移民的知識層次的不斷提高，它的價值越來越突出。另外，美國的憲政民主對移民來說也是一個優(yōu)渥的社會條件，但它主要是通過保障自由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保障外來移民自由致富間接地表現它的巨大魅力的。

　　美國經濟上的巨大成功（以上述兩個條件為基礎的）與“移民潮”的互動關系。美國優(yōu)渥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來移民，造就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
而美國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反過來又刺激了外來移民的進一步涌入，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1865年左右，美國經濟蒸蒸日上，工業(yè)化如火如荼、方興未艾，西部的開發(fā)也提上了日程。在此后的數十年里，美國涌動著兩股“移民潮”，一股是東部人口向西部地區(qū)的大規(guī)模流動，另一股是外來移民人口向整個美國本土的大規(guī)模流動。1870年以后的二十年里，西部涌入了共達八百萬的移民。

在移民的合力開發(fā)之下，到1890年前后，美國的邊疆終于消失了。而從1860年到1900年，四十年間大約有一千四百萬的外來移民涌入美國。

1894年，美國工業(yè)產值雄居世界首位，“新”移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優(yōu)渥的自然條件，優(yōu)渥的社會條件，經濟上的巨大成功，所有這些，加到一塊，在千百萬移民心目中的誘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今生為了能過上美好的生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背井離鄉(xiāng)、飄洋過海來到美國，還不得不放棄本來的語言、習俗，以與當地的主流社會、主流價值接軌，其艱難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誘惑也好，被迫也好，就是在這樣一種自愿或不自愿的過程之中，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悄悄地發(fā)生著，“美利堅民族”也不斷地充實著自身、更新著自身。

　　近四百年來，移民、歸化美國的人可謂多矣：十七世紀時的英格蘭人、荷蘭人和法國人，十八、十九世紀時的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德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二十世紀時的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臘人，還有數目越來越多、比例越來越大的亞裔人。在前兩個多世紀里，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因為那個時期的非WASP移民數量不多、比例不大，比較容易接受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以昂格魯·薩克遜為方向、以經濟向心力為主導的民族融合進展得比較順利。當時的美國政府看到這臺“大熔爐”運轉得很好，同時經濟發(fā)展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是鼓勵外來移民不受限制地移入和歸化的。進入十九世紀，情況有些變化�！靶隆币泼翊笠�(guī)模涌入美國。這些移民來自不同的地區(qū)——西歐、北歐、南歐、東歐、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信奉不同的宗教——新教、天主教、東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等。他們往往結成團體、聚族而居，WASP的價值很難徹底同化他們。美利堅作為民族融合的“大熔爐”不能發(fā)揮它原有的效能了。因此，美國國會一反過去的無所作為，于1882年開始著手管理外來移民。在種族主義者的強大壓力下，這一年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在十年期間禁止華工入境，后又于1892年和1902年兩次延長這一法案。1917年和1921年，美國國會接連通過兩部《移民法》，其中后一部《移民法》規(guī)定，來自歐洲、澳洲、近東或非洲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接納入境的人數，以1910年在美國的原籍該國的居民總數的3%為限，這開了美國政府對移民的限額制度的先河。以后，美國國會又通過了多部《移民法》，沿襲了這種限額制度，只不過對限額比例的分配越來越嚴格。這大致出于如下的考慮：入境的移民不能超過民族“大熔爐”的承受力。

　　根據以上的對比分析，以文化親和力（包括漢族的政治制度、儒家的德治、禮治及漢族先進的文字、典籍和風俗）為主導的民族融合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底因；
以經濟向心力（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自由市場經濟及美國經濟上的巨大成功）為主導的民族融合是美利堅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底因。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融合的道路取向是不同的，但它們都已成為民族融合成功的典范，其中也必定存在著共同的因子。

　　首先，主體民族由于其經濟文化的先進性，對境內少數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垂范效應。少數民族向慕主體民族的先進生活方式，在垂范效應之下自覺不自覺地向主體民族靠攏，逐漸喪失自己的民族特性，日趨融入主體民族的主流生活方式之中，在這一點上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是共同的。

　　其次，主體民族經濟文化因素交相滲透，共同作用，從而對境內少數數民族產生巨大的垂范效應。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的根本因素是以文化親和力為主導的，但也同時不排斥經濟向心力的作用，在中國境內，主體民族漢族的經濟發(fā)展程度相應于少數民族一直是最先進的，對少數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美利堅民族的形成和發(fā)展的根本因素是以經濟向心力為主導的，但也同時文化親和力的作用，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簡潔明快的文化風格，銳意進取的民族性格（最典型的即為所謂的“美國夢”），便于少數民族學習、效法和接受，同樣對民族融合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力。

　　最后，兩國長時間以來都執(zhí)行了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為境內少數民族向慕和歸化創(chuàng)造了寬松的氛圍，有助于少數民族逐步融入主體民族。當然，在民族融合的進程中，戰(zhàn)爭和血腥之事也時有發(fā)生，但這些絕非常態(tài)，不能代表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同時民族戰(zhàn)爭對民族融合的作用并非完全的消極的，有時也能起到較為積極的作用。

　　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都是民族融合史上成功的范例。對兩個民族成功融合經驗的分析和考察，對于當今中國的民族建設和民族團結無疑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中國政府和人民正在進行波瀾壯闊的西部大開發(fā)，發(fā)展民族地區(qū)的經濟文化事業(y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對包括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在內的歷史上民族成功融合的經驗的現實運用，其必將發(fā)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

相關熱詞搜索：民族 垂范 向心力 親和力 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