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已成危城卻一片祥和的時候，于奇告訴我，李慎之先生因肺炎病危。她還特別說明，不是非典型肺炎�！澳懿荒苋メt(yī)院看他？”我問。

　　“不方便。協(xié)和醫(yī)院是非典型肺炎疫區(qū)。等他病好一些后再去�！庇谄嬲f。我們說話的時候，王力雄打電話給于奇，問李慎之先生的病況，相約將來有機會去看望李先生。

　　4月22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朱學勤的電話，他告訴我，李慎之先生去世了，今天上午，在協(xié)和醫(yī)院。我趕緊打電話給于奇，果然。學勤說，前兩天李先生病危，他來過一趟北京，和一些人討論了李先生的后事安排，大家的意見是“低調(diào)”，“不要搞成一個事件”，希望在非典稍微緩和的時候，“開一個追思會，然后出一個紀念文集”。

　　其實，就慎之先生“中國第一右派”以及“不在刺刀下做官”的“中國最后的士大夫（與盛洪等語）”的風骨而言，他的去世無論如何是個事件。只不過不是政治事件，而是知識界的事件罷了。我理解朱學勤們的苦心，非典飛來橫禍，正是國難當頭，加上變異的冠狀病毒肆虐，不便聚會。我想，還有一個原因或邏輯被自然而然化解了，聚會就是有事，有事就可能生事，生事就可能釀成事件。所以要有個追思會，來表達對慎之先生低調(diào)而溫情的敬意。惟有此，似乎才能符合慎之先生“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才能安慰那顆備受磨難卻不失激情地追求民主、自由的靈魂？

　　中評網(wǎng)來約稿，紀念慎之先生。寫什么呢？太多想說的話一時梗在了咽喉。已是凌晨，北京城寂靜無聲。我想，慎之先生已釋重負。我分明看見慎之先生的靈魂在天空自由飛翔。我寫了首短詩《哀李慎之先生》：

　　你把哀愁留給了我們

　　你把困惑留給了我們

　　你把痛苦留給了我們

　　你此時已經(jīng)飛翔

　　你正沐浴著自由的風

　　生而困窘，死便自由。生死之間只有一道極其脆弱的門檻。中評網(wǎng)里播放著慎之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演講的錄音。他的演講題目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目標是民主"。他的開場白令人傷感：“天則所可能是全中國最能夠自由發(fā)言的地方，所以我要抓住這機會，來‘大放厥詞’一番，因為北京已經(jīng)沒有我多少發(fā)言余地。”

　　大約九年前，慎之先生到天則所演講。這可能是他“六四”后第一次在一個比較公開的場合演講。天則所當時在民族宮背后一所幼兒園里。他的演講題目是全球化問題。閑聊的時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話，說，“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創(chuàng)立制度”。他說，他經(jīng)常沉浸在一種形而上的情景里，“

　　思考一些哲學問題”。他感到了“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他說他一生大部分時間“述而不作”，現(xiàn)在要拿起筆來寫些東西了。他旁若無人地望著天花板，深度近視的眼鏡似乎在追尋著一個似有似無的目標。可以想象，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陷入本體存在的玄思里，其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復雜和難以言說。

　　后來，我們在一些刊物上陸續(xù)見到了慎之先生的文章。慎之先生不寫則已，一寫就不可收，而且篇篇精彩，李郁把這些文章搜集起來，準備與何家棟先生的文章一起出一本書，到處找出版社出版不了，見到我發(fā)牢騷。剛好，剛剛成立的南方日報出版社負責人來北京約稿，我把這本文集推薦給給他，約李郁來談，一拍即合。不久，《中國的道路》出版，并且成了暢銷書，成了一個事件。一本文集成為暢銷書，在出版界不多見，可見慎之先生和何家棟先生在讀者心中的地位。我想，這本文集可能是慎之先生生前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書名起得好，《中國的道路》，正合了慎之先生畢生探索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道路，因此而罹難而再生的精神歷程。

　　慎之先生這一輩知識分子背景的革命者都經(jīng)歷了追求自我，喪失自我，找回自我煉獄一般的過程。他們投奔革命，浴血奮戰(zhàn)，奪取政權(quán)后，大大小小都得到了一個官，多多少少都獲得了好處，其代價是成為一顆革命的螺絲釘，甚至成為沒有大腦、沒有眼睛、沒有耳朵的參與制造假象和悲劇的喉舌與工具，徹底喪失精神的獨立與自由。二十世紀社會變革最大的諷刺是，革命黨人首當其沖的政治目標——向執(zhí)政黨要民主要自由，為此聚攏了天下精英，出生入死，取得政權(quán)后，卻視民主、自由為洪水猛獸，鉗制思想，迫害異端，剝奪公民的憲法權(quán)利，視人民生命如草芥，實行了更加嚴厲的一黨乃至一人的專制，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慎之先生劫后余生，他的理想是促進中國社會公民意識的覺醒，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1995年我研究南海（南沙群島）問題時發(fā)現(xiàn)，南海問題表層是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地緣政治關系，深層是大陸、臺灣兩岸關系，核心是中美地緣政治關系和爭奪21世紀石油天然氣資源、太平洋至印度洋戰(zhàn)略水道。鄧小平的戰(zhàn)略是：主權(quán)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所謂南沙問題“十二字方針”。但是在外交實施過程中變成了“八字方針”，前面四個字有意無意省略了。南沙的現(xiàn)實是，早在七十年代我們還在文革內(nèi)亂的時候，人家已經(jīng)跑馬圈地，大干快上，占領了所有有開采價值的油氣田，根本不理你“共同開發(fā)”這個茬。我去慎之先生家請教。慎之先生曾經(jīng)擔任過社科院美國所所長，是美國問題專家，在天則所見他第一面時，他就深入分析過美國國內(nèi)問題。我介紹完南沙情況后，他說，

　　“躍剛，你是國內(nèi)有影響的記者，你要注意大國沙文主義�！蹦仙硢栴}的討論不得要領，我們轉(zhuǎn)換了話題。慎之先生講到他年輕的時候當過教員，將來中國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他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編一本《公民讀本》，要讓公民知道自己的憲法權(quán)利，而不是簡單的責任和義務。后來我知道，他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講過相同的話。他沒有實現(xiàn)這個愿望便駕鶴西去，想必有大遺憾。

　　在知識界，慎之先生是一個話題。慎之先生是九十年代勃興的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講，更是把“民主”作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目標，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去年的一天，一些人在南小街一家杭州菜館聚會，席間有慎之先生、沈昌文先生、雷頤先生、馬立誠先生等，還有香港的馬家輝先生，飯吃到一半，來了一位據(jù)說在大學深受歡迎的青年作家，帶著他的女朋友，坐在了上首慎之先生旁邊。他給我們一人一本發(fā)了他剛剛出版的小說，然后旁若無人，侃侃而談，幾十分鐘都是他的，東一榔頭，西一杠子，談了許多主題，其中有兩個主題激怒了大家。他說，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樣，是一些人說的那么糟嗎，很難說。他說，農(nóng)民愚昧，沒有資格享受民主。雷頤、馬立誠忍不住跟他辯論。我也為這位青年作家的言論所震驚，問旁坐的于奇：“這不是新納粹嗎？他怎么這樣？”

　　于奇告訴我：“有一批人這樣�！蔽艺f：“都跟他一樣的看法？”于奇說：“差不多�！蔽铱匆娚髦�先生面色嚴肅，進而鐵青，也不吃飯了，仰靠著椅子，背對青年作家手一揮，大聲說，“我對現(xiàn)在的年輕人感到絕望！”

　　北京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人，慎之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們經(jīng)常聚會，我不時被邀請參加他們的聚會。這些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人物至今個個精彩，杜潤生、戴煌、李銳、朱厚澤、張思之、李普、邵燕祥、秦川、胡績偉、吳祖光、黃宗江……我們這些后生晚輩置身其間，無論是學識、智能，還是激情、膽略，都只能望其項背，真不敢有那種年齡“優(yōu)勢”而自持“新知”的狂妄。但是，歲月不饒人，每次聚會都有一些變化，有些老人步履開始蹣跚，人數(shù)也在減少。慎之先生去世時，吳思跟我說，“躍剛，我們還是今年春節(jié)聚會最后見到李慎之先生了。”吳思提醒了我。慎之先生從生病到去世，正是北京因非典而風聲鶴唳的時候，我們不能去看望他，不能去向他告別，對慎之先生的記憶大多數(shù)都留在了聚會的畫面里，今天只能在這些畫面里與先生告別了。然而，面對這些栩栩如生的聚會畫面，我們怎能向先生告別呢？

　　我打開了計算機，重新閱讀《風雨蒼黃五十年》。

200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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