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8年波斯灣地區(qū)發(fā)現石油開始，長達一個世紀的能源安全博弈就在該地區(qū)頻繁上演。早在1960年9月14日歐佩克成立之前，這里就已充斥著宗教與世俗之間的控制權之爭，也彌漫著石油消費大國爭取能源安全制動權的角逐和產油國之間的邊界沖突，還有過君主制、自由民主制、布爾什維克、納粹之間的較量。1980年9月22日，兩伊戰(zhàn)爭爆發(fā)，這場持續(xù)了8年的戰(zhàn)爭，比起后來的海灣戰(zhàn)爭、美伊戰(zhàn)爭，代價都更為高昂。三場戰(zhàn)爭造成了伊拉克膏腴之地民眾卻依然貧困的窘況，也讓世人看到海灣產油國國內政治治理的重要性。
　　
　　液體黃金，重新被發(fā)現的價值
　　
　　1908年緬甸石油公司在伊朗發(fā)現石油時，波斯灣地區(qū)還處于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和波斯王國的交錯影響下。石油這一“液體黃金”在海灣被發(fā)現的意義，因為石油全盛時代的到來和競爭者眾多而被不斷放大。
　　最先給石油提供強勁需求動力的是英國海軍煤改油的變革。一戰(zhàn)前夕，為了應付咄咄逼人的德國海軍，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支持海軍上將費舍爾的海軍現代化計劃，改用石油作為戰(zhàn)船能源，以便提高航行速度和加速度。該計劃需要以穩(wěn)定供應的石油為保障，而英國本土油田不足，這樣，此前在海灣地區(qū)發(fā)現的石油凸顯出了在照明和燃料之外的新價值；后來，石油成為世界各國艦隊的基本動力能源。
　　另一個需求動力來自美國的汽車革命。從1850年代賓夕法尼亞山谷中發(fā)現石油開始，美國迅速成長為世界頭號產油國，但到1920年代，隨著汽車革命的發(fā)軔，汽油消費大漲，石油界和政界對于油荒的憂慮日益增長。1918-1920年間油價上漲50％，更加堅定了各界對石油匱乏的恐懼。美國早年在西半球采油所依賴的墨西哥迪亞斯政權在1911年革命中被推翻，委內瑞拉戈麥斯政權也朝不保夕，這兩地石油國有化的危險，迫使美國石油商將目光轉向波斯灣地區(qū)。
　　美國政府早期對本國石油商的海灣探險漠不關心，直到1920年前后，威爾遜、哈定政府才要求英國“門戶開放”。而英國之所以退讓，是因為考慮到美國相對于中東，是英國石油安全更為有力的保障(美國在1940年仍然生產了全球石油的63％，中東則只占5％；二戰(zhàn)期間，美國供應了盟國90％的石油)；倘若英國在海灣一味排斥美國，會促使美國在圈外開展惡性競爭，最終對英國利益不利。此外，海灣地區(qū)一些受到英國扶持建立起來的新國家財政吃緊，如果實力雄厚的美國資本能夠進來，可以減輕這些國家對英國財政的依賴程度。因此。英美雙方在1928年最終達成了諒解，美國終于獲得自由分享海灣資源的機會。
　　英美之外，俄國也參與了波斯灣的競爭。早在19世紀，當時分化為弱小部落的波斯帝國成為英俄角逐的目標，石油開采權就是英俄擴大在伊朗影響的手段之一。十月革命后掌權的共產黨人不想放棄沙俄在中東的既得利益，因此波斯灣的利益蛋糕的切割變得復雜起來。
　　僅僅20年間，海灣地區(qū)從先前的帝國邊緣地區(qū)晉身為戰(zhàn)略資源富集地，引起列強垂涎。這對于當地部落酋長和宗教領袖來說，都是擴展自身影響力和實力的機會。不但國王們依靠轉讓特許權獲得石油收入，小國也在大國的石油需求中采取連橫政策鞏固自身脆弱的主權。而在阿拉伯世界作為獨立權力中心的毛拉們，則指責國王與外國公司簽訂合同及推動國家現代化(如鼓勵婦女受教育)的努力，試圖以此掀起民憤從而奪取最高權力。
　　
　　石油探險家們，里里外外的艱難博弈
　　
　　各國在波斯灣爭取能源安全的努力，是通過石油探險家們來實現的。他們承受著多重博弈，不但要和當地性情各異的酋長國王們打交道，還得密切關注本國能源政策，又要面對來自同行的競爭；同時他們還得是出色的院外游說集團，必要時能爭取官方的支持。
　　最早在波斯灣嘗試石油探險的是蘇格蘭的緬甸石油公司，他們飽嘗拓荒者的艱辛。1904年公司進入伊朗勘測，荒涼的環(huán)境、與遠在英國的管理層的沖突，再加上波斯的政局動蕩，幾乎迫使這次勘測半路夭折。緬甸公司一名管理層成員曾憤憤地說，“自從第一次試驗開工以來，倒霉的事一件接著一件。”還好，1909年成立的英倫一波斯石油公司(后相繼改名為英伊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改善了緬甸公司的銷售問題，隨后英荷皇家殼牌公司也加入進來，其主人迪特丁已經歸化英國籍。
　　伊朗正式對外輸出石油后不久。英德合資于1912年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也加入海灣角逐中。1914年，波斯國王允諾將美索不達米亞石油特許權授予英國主導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但隨即一戰(zhàn)爆發(fā)，這一合作終止。一戰(zhàn)結束后，奧斯曼帝國解體，英國承認法國對敘利亞的控制權，法國放棄對巴格達附近摩蘇爾的要求，但能得到部分石油分成。作為回報，英國得以控制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
　　此后，美孚石油公司也將目光轉向海灣，其經歷可謂在多重博弈中艱難前行的代表。當1920年美孚來到海灣時，其在國內剛剛經歷了反托拉斯運動的洗禮――經過進步主義運動的揭黑努力，洛克菲勒創(chuàng)立的美孚在美國公眾心目中已經名譽掃地。作為美孚分家后的老大，新澤西美孚前往美索不達米亞尋求新的機會，而這也得到曾向洛克菲勒的石油壟斷宣戰(zhàn)的威爾遜總統(tǒng)的支持。白宮出面獲得英國諒解，新澤西美孚被允許進入該地區(qū)勘測，此后其它石油公司也要求進入。于是在1928年，英國改組土耳其石油公司為伊拉克石油公司，接受美法英荷4家公司共計95％的投資，其余5％權益留給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古爾本基安。
　　英國憑借先發(fā)優(yōu)勢在兩伊石油開發(fā)中占得先機，但海灣還有其它未受協(xié)議約束的地區(qū)，如巴林、科威特，以及很晚才發(fā)現海量石油蘊藏的沙特阿拉伯。二戰(zhàn)前后，加州美孚和德士古合組的阿美石油公司開始了在沙特的努力；發(fā)現大油田后，1948年新澤西美孚和紐約美孚也參與投資阿美公司，因此公司決定鋪設通往歐洲的管道。但是油管過境國尤其是敘利亞提出了很高的過境費要求，而以色列的建國也妨礙了阿美公司尋求與過境國談判的努力，后來修建的管道僅僅是從沙特到約旦，再經以色列北部或敘利亞南部抵達地中海東岸。
　　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經歷，則證明了變幻無常的掌權者的威脅比其它任何困難都要嚴重。按照1933年分成協(xié)議，伊朗獲得產油利潤的20％；因伊朗1949年要求增加分成，公司與政府達成協(xié)議，增加使用費并一次性支付一筆款項。但由于當時伊朗政界暗殺成風，國內反英情緒高漲。這些協(xié)議遲遲未能提交議會討論，反而是議會里的激進分子提出了取消租讓權并對公司實行國有化的要求。
　　最終，英伊公司決定實行五五分成方案；議會委員會主席摩薩臺宣稱國家不幸的根源就在于外國石油公司，于是伊朗國內對石油進行國有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伊朗拉茲馬拉首相孤軍奮戰(zhàn)地反對國有化， 結果遭到暗殺。這次暗殺直接給隨后掌權的摩薩臺提供了比較負面的心理暗示素材。他后來總是穿著睡袍躺在床上會見前來協(xié)商石油問題的外國代表，讓對方感覺到些微的輕視，且其對特許權漫天要價讓對方“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實際上，正是前任首相的悲劇讓摩薩臺畏手畏腳，但他又不敢徹底得罪西方，采取這種似是而非的態(tài)度既保持了其在國內排外民眾心中的愛國形象，也不至于與西方馬上撕破臉皮。相對地，這種態(tài)度卻讓石油公司承擔了莫大的風險。1954年，美英策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摩薩臺政府，取代英伊石油公司地位的是以BP為主導、另15家公司參股的一個財團。
　　
　　油價戰(zhàn)爭，從反蘇爭吵到武力移植民主
　　
　　1930年代，當科威特、沙特等海灣國家都發(fā)現了富井后，當地統(tǒng)治者為了增加收入都要求石油公司增加產量，生產過剩導致的價格走低大大減少了石油公司的利潤。面對2美分的石油低價和不斷泛濫的石油，美國開始嘗試建立調控體系以挽救石油工業(yè)。羅斯福上臺后啟動的新政中，石油調控是一大成績。
　　根據1928年簽訂的《阿奇納卡里協(xié)議》，英美公司通過壓產終于將石油價格提到了l美元以上，但是不受該協(xié)議調控的國際石油供應商趁機擴大出口。到1950年代，蘇聯(lián)大規(guī)模出口石油，其價格僅是中東石油的一半。英美石油公司擔心先前的市場被蘇聯(lián)占有，也競相降價出售。石油價格戰(zhàn)越演越烈，而海灣產油國與石油公司之間的分利價格和比例是不變的，這意味著產量越高生產國得益越大，而不斷加大的虧空則由英美公司承擔。
　　1959年英國石油公司(BP)嘗試著降低中東產油國的石油標價，讓生產國和自己共同分擔與蘇聯(lián)競爭的損失。生產國憤怒了!因為這是它們幾乎最主要的經濟來源。1959年4月阿拉伯石油大會在開羅召開，達成了非正式協(xié)議：各國成立石油咨詢委員會，保護油價結構并成立本國的石油公司；政府對外來公司的分利由五成提高到六成；各國成立自己的煉油廠，打通上下游環(huán)節(jié)，確保市場穩(wěn)定，并保證政府收人。此次會議成為后來歐佩克的原型。
　　1960年8月，當美孚石油公司再次在未對石油出產國發(fā)出任何預警的情況下單方面降價時，出產國深刻體會到保證國家財政穩(wěn)定的必要性。當年9月，主要石油出產國沙特、委內瑞拉、科威特、伊拉克、伊朗等國的代表齊聚巴格達，成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簡稱歐佩克(OPEC)。明示其目的在于保護油價，并號召確立生產調解制度。不過，最初的歐佩克并未獲得各石油公司重視。該實體首任秘書長承認，各石油公司最初假設歐佩克根本不存在。
　　不過，1960年代末期這種局面迅速改變。從19世紀以來一直充當中東警察的英國出于政治考慮宣布撤出中東，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給伊朗填補。與此同時，工業(yè)國的經濟高速增長，石油供不應求，帶動石油賣方市場的形成。1970年，利比亞新上臺的卡扎菲政權不但提高了標價，也增加了政府分利的比例，從之前的五五提高到六四，部分實現了1959年非正式協(xié)定的目標。利比亞的成功漲價鼓舞了產油國的士氣。隨后伊朗、委內瑞拉迅速跟進。
　　在1973年10月埃及、敘利亞聯(lián)合襲擊以色列的齋月戰(zhàn)爭后，美國首次感受到來自中東產油國石油武器的厲害。因為美國援助以色列，沙特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此前幾天海灣國家在科威特碰頭，單方面將標價大幅提高，中東產油國歡呼自己終于成了石油商品的主人。
　　生產國自主的直接結果是，不斷涌人的石油收入使這些國家暴富起來，而意料之外的結果則是，石油財富分配不均引發(fā)了社會矛盾和政局動蕩，給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提供了契機。然而，美國反巴列維的人權外交逐漸走入歧路。當伊朗民眾對巴列維王朝的改革失去耐心時，美國人卻對霍梅尼產生了浪漫主義的猜測。實際上，霍梅尼極端蔑視西方，他的上臺并不會改善西方的能源安全困境，德黑蘭人質危機后美伊斷交和兩伊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國際油價暴漲便是例證。
　　1981年，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在阿聯(lián)酋阿布扎比成立。與成員遍布亞非拉的歐佩克不同，這個海灣6國組織里沒有伊朗的存在，這也被視為阿拉伯國家支持伊拉克對伊朗作戰(zhàn)的表示。另外，海合會總部設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與總部設在“中立國”首都維也納的歐佩克相比，更能體現沙特的主導色彩，而沙特在冷戰(zhàn)中一直與美國捆綁在一起，并且是低油價策略的鼓吹者和石油美元的堅定支持者。
　　或許，西方世界一直在困惑海灣國家是在以怎樣的模式給石油定價。1986年哈佛大學350周年校慶時邀請了沙特石油部長亞馬尼發(fā)表演講，臨結束時有一位教授希望亞馬尼陳述沙特制定政策的過程，亞馬尼答日“我們隨機應變”。隨后，擔任石油部長24年之久的亞馬尼在歐佩克會議期間被宣布解職。
　　而這也讓西方世界意識到，幫助這些酋長國性質的主權國家實現政治轉型，或許能保障這些國家能源決策的穩(wěn)定性，從而促進能源安全。但這一思路在政界以及社會上一直存在爭論。美國出于維持地區(qū)穩(wěn)定的考慮，傾向于扶持地區(qū)強人，因此薩達姆等力量一度獲得西方的支持。然而自兩伊戰(zhàn)爭爆發(fā)以來，地區(qū)沖突和產油國拒絕履行協(xié)議等問題造成的油價上漲，促使英美改變策略，其石油外交由先前的要求能夠自由地分享石油資源，轉變?yōu)橐�求產油國增加從生產到分配過程中的民主自由含量以及進行配套的政治改革；西方官方在海灣的卷入，也由幕后宏觀介入保障經濟合同的履行，轉為走到前臺直接干預海灣國家政治機制。
　　“9?11”后，反恐又給了美國公開干預海灣國家的口實，上演了以武力移植民主的滑稽劇。而伊拉克戰(zhàn)爭不可避免地給中東一些國家中對西方強硬的政客提供了上位的機遇，伊朗的內賈德就是一例。事實上，輸出價值并要求增加石油收入分配的自由民主含量，其會否對石油安全奏效，不是短時間內就能體現出來的。
　　當政治狀況各不相同的海灣國家掌握著全球主要的能源庫時，能源供求絕非貿易往來那么簡單。其中既包含了外交努力，也包括國內政治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再加上海灣地區(qū)錯綜復雜的宗教、種族差異所導致的地區(qū)沖突，使得能源政策、價格更加難以預測。但縱觀一個世紀以來波斯灣石油與權力、政治碰撞的歷程，可以發(fā)現能源政策主要參與方的預期越來越務實理性，由政治因素(比如新的伊朗戰(zhàn)爭)引發(fā)的石油危機雖不是不可能，但發(fā)生的頻率越來越小。現在海灣國家比較擔心的，是全球石油市場一體化、電子期貨化條件下來自國際大炒家的惡意攻擊，這屬于金融學研究的范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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