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來，如果不是按中央的方針堅定不移反腐敗，反腐敗的形勢將比現在還要嚴峻；如果各地各部門反對和防止腐敗的認識再主動一些，行動再堅決一些，制度創(chuàng)新再多一些，權力結構的改革再快一些，腐敗現象也不會有現在這么嚴重。
　　
　　我國的腐敗現象30年來呈現三大變化
　　
　　在形態(tài)上，由實物形態(tài)向貨幣形態(tài)轉變，貨幣形態(tài)又向虛擬貨幣形態(tài)轉變。
　　在領域上，由消費資料領域向生產資料領域轉變。
　　過去送一個大衣柜、一臺電冰箱、一個電視機，現在發(fā)展到一座礦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腐敗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國家大量的生產資料據為己有。
　　在環(huán)節(jié)上，由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進入到權力流通環(huán)節(jié)。
　　過去，腐敗和不正之風多表現于商品流通環(huán)節(jié)，現在已經進入到權力流通環(huán)節(jié)，其表現就是有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騙官的“五官”現象。
　　
　　我國30年來反腐思路和手段的變化
　　
　　第一，在觀念上發(fā)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的是糾正不正之風，是反腐蝕斗爭，到黨的十三大才正式提出同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到1993年開始加大反腐敗斗爭的力度，開始每年一次全面部署反腐敗斗爭。
　　第二，在認識上逐漸深刻。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搞的是單兵作戰(zhàn)，是"今天查處一件受賄案、明天懲處一個貪污犯"的游擊戰(zhàn)，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戰(zhàn)術反腐思路。被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牽著鼻子走，忙得不得了，但是效果不佳。到后來我們才開始注意到反腐要從整體入手。
　　第三，在抓法上找到根本。我們開始時總想通過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針對性，加強領導干部的自律來解決問題。后來發(fā)現，見效不大，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而是教育缺乏載體，所以開始注意制度建設�，F在黨的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不抓好制度建設，思想建設沒保障，組織建設沒措施，作風建設很虛幻。所以必須抓好制度建設。
　　第四，在重點上注重了預防。改革開放30年的反腐敗，無論在精力、時間、力量擺布上，還是政策研究、方法重點上，我們在懲治方面下的功夫遠多于預防。案子越查越多，級別越查越高，金額越查越大。嚴峻的現實使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單靠懲治，遏制不了腐敗的滋生蔓延，要靠預防。黨的十六大以來，提出了反腐敗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制定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提出了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強力推進《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guī)劃》。
　　第五，國家預防腐敗局在其職責權限的范圍內，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要進一步發(fā)揮作用，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實現。這就需要討論如何預防的問題。最根本最關鍵的預防，就是制度預防。教育可以對思想觀念預防起一定的先導作用，技術預防可以對腐敗泛濫起一定的延遲作用，但都起不到根本的預防作用。當然注重預防，并不是要否定懲治，而且還需要加大查處力度。但是，最根本的是靠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在于權力結構。
　　
　　制度反腐要求改革權力結構
　　
　　所謂權力反腐，就是依托現有的權力架構進行反腐；所謂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現有權力架構進行的反腐。實際上，制度一詞有兩層含義：即淺層意義上的規(guī)章、守則和深層意義上的組織體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大多以寫在紙上、說在嘴上、貼在墻上的形式出現，后者是保證上述行為準則得以堅決實施的組織體系。如是沒有科學合理的組織體系作支撐，即使制度制定得再多，規(guī)定得再詳細，也是一紙空文，很難起到什么作用。
　　目前關于制度建設的各種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沒有意識到制度建設的核心是權力結構。因此并沒有真正做到依靠制度反腐。
　　改革現有權力結構之所以非常困難，就在于任何一個領導干部要做這件事，他所面對的既得利益的勢力太大，所要承擔的責任太大，所要冒的風險太大。沒有上級的及時支持，沒有中央的強力支持，成功的幾率不高。
　　
　　對反腐倡廉的三條建議
　　
　　第一條，發(fā)展民主、強化監(jiān)督。
　　關于發(fā)展民主。十六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十七大進一步提到，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民主的生命力旺盛了，就有一種比較好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態(tài)，腐敗的滋生蔓延速度、大案要案的頻發(fā)烈度，都會明顯降低。
　　關于強化監(jiān)督。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劑，而監(jiān)督是最有效的制衡力。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第一次提出“監(jiān)督的制衡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強化監(jiān)督的制衡力，就是要強化監(jiān)督權對執(zhí)行權違規(guī)、違法、犯罪的制衡力度。
　　第二條，黨內分權和黨代會常任制。
　　第一個戰(zhàn)略行動是黨內分權。科學分解、合理配置黨內的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形成一種適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權力架構，尤其是我們黨內的權力結構。
　　第二個戰(zhàn)略行動是深化黨代會常任制的改革。黨代會常任制按毛澤東50年代的想法，是要形成一個黨內的國會，黨內有人大常委會那樣的常設機構來進行黨內決策。
　　以縣為例，黨內的科學分權可否這樣：黨代會選舉產生一個決策機關――縣委全委會，原來的縣委書記作為全委會書記，全委會實行委員會制，縣委書記也只有一票，搞民主決策。同時設立一個在全委會領導下的執(zhí)委會，作為執(zhí)行機關。原來的縣委副書記作為執(zhí)委會書記，縣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統(tǒng)戰(zhàn)部長和縣委辦公室主任，作為執(zhí)委會成員。執(zhí)行機關實行首長負責制，但在用人上只有提名權，最后提交全委會票決。在全委會領導下設立紀委或監(jiān)委會，紀委不承擔對全委會書記及其成員的監(jiān)督檢查，只負責對執(zhí)委會書記及其成員的監(jiān)督檢查。黨內的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3個機關還可以相互監(jiān)督和制約。
　　第三條，建立政治體制改革和紀檢體制改革的試驗區(qū)。
　　有了這個試驗區(qū)，就可以減少阻力，控制風險，拷貝成功，推進體制、機制、制度等層面上的改革。1995年湖南張家界市曾進行過一項改革，市委把下級紀委主要領導的提名權賦予市紀委，市紀委負責下級紀委主要領導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會來決定。這項改革推動了張家界的紀檢工作上臺階。但上面遲遲對這項改革不予表態(tài)和肯定，導致最后無疾而終。
　　提名權可以改革，巡視制度也需要深化改革。巡視員雖不直接辦案，但是管得著的機關派人下去，就可以克服看不見的問題。目前要繼續(xù)加強巡視組工作方式的改進、機構建設的規(guī)范和人員素質的提高。
　　派駐機制改革。比如江蘇東海縣紀委把全縣分散在各部門和鄉(xiāng)鎮(zhèn)的紀檢監(jiān)察干部統(tǒng)一集中到縣紀委，分成8個工作室實施異體監(jiān)督。這樣，該縣的紀檢監(jiān)察力量得到了有效整合，變同體監(jiān)督為異體監(jiān)督，克服了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死角禁區(qū)盲點。此做法已在江蘇全省予以推廣。
　　
　　沉思與啟示
　　
　　反腐敗不僅是我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而且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在長期執(zhí)政的條件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地懲治和預防腐敗，還不能輕言已經找到成功的路子。
　　反腐30年，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反腐敗作為一門科學我們還知之不多，識之不深，悟之不透，需要集中全黨的智慧全力攻關，也需要建立試驗區(qū)進行創(chuàng)新和試點。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越是長期執(zhí)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敝挥羞@樣，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敗的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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