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與包拯是北宋仁宗時代的兩位名臣。歐陽修博學(xué)多才，既是北宋著名文人，同時還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在反對貪官污吏、改革吏政的政治斗爭當(dāng)中，他與包拯志同道合、并肩作戰(zhàn)，有時候，他的表現(xiàn)比包拯還要勇猛、頑強和不顧一切。只是兩人在斗爭策略上有明顯的不同，包拯在政治斗爭中政績顯赫，官運不敗，而歐陽修則遭受過三次貶謫。這個問題令人深思。
　　 1030年，歐陽修榮升甲科進士，任京西留守推官。這一年的5月，范仲淹上奏“百官圖”，批評宰相任用親信，貪污受賄。宰相反誣范仲淹組織朋黨，離間君臣關(guān)系。真宗把范仲淹貶謫到邊疆。歐陽修非常尊重和支持范仲淹，結(jié)果是被貶謫到湖北的夷陵。這是第一次被貶謫。
　　 1043年（慶歷三年），對北宋王朝來說是一個大有希望的年代，著名的慶歷新政開始推行。范仲淹推行的新政首先就是裁減冗員，對那些庸碌無能、貪婪暴虐、違法亂紀(jì)、年老體弱者立即撤換，另任新的有能力者。這一系列措施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使仁宗對推行新政產(chǎn)生了動搖，于是將范仲淹調(diào)去戍邊。時任監(jiān)察御史的歐陽修不畏艱險，給仁宗上書《論杜衍范仲淹罷政事狀》，公開為范仲淹等人呼喊。結(jié)果歐陽修被貶謫到滁州。這是第二次被貶謫。
　　 1067年，歐陽修61歲，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辦喪事時，歐陽修內(nèi)穿紫襖，被御吏彈劾，以刑部尚書貶知亳州。這是第三次被貶謫。
　　 一場急風(fēng)暴雨把改革派的一大批官吏打了下去，慶歷新政失敗了。歐陽修與包拯都陷入痛苦之中。包拯受到了很大的震動，從此，他失去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變得孤掌難鳴。面對這樣的體制和這樣的形勢，該怎么辦？歐陽修與包拯在支持新政、反對腐敗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處理的方法上卻不同。
　　 歐陽修采取公開上書的方式直接對抗，包拯則低調(diào)得多。經(jīng)過一番認真思考，1051年，慶歷新政剛剛失敗，他就立即提出請調(diào)外任的報告，從6月到11月一連給皇帝遞上了7個奏章。
　　 他在第一個奏折里提出這樣的理由：“忠良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zé)，久茲添胃，實不皇寧�！痹诿�盾尖銳的時刻，這是一種退卻，而退卻之中又說明了自己的憂慮，很機智地使用了以退為進的戰(zhàn)略。包拯的骨頭是硬的，讓他干他就要反對貪官污吏，現(xiàn)在既然無所作為，他就甘愿退位，不戀棧，不強求。這是一種斗爭的策略，既勇且智，能攻能守。
　　 不多久，包拯又送上第二個奏折，重申了上一次的理由，加重了語氣：“進退觫懼，啟處不寧�！�
　　 他在第三次奏折里作了更詳細的申述，回顧進諫院以來，“臣嘗披肝瀝膽，冒犯威顏”，得罪了一些人，但效果不佳，“然才無所長，愚有不遞”，辜負了皇帝的委任，受到了社會輿論的責(zé)備，因此“慚羞于面目”。其實包拯的政績是被人們公認的，他卻用責(zé)備自己的方法來呼喚仁宗對慶歷新政的推行。用心可謂良苦，手段相當(dāng)高明。
　　 包拯雖然寫了七次辭呈，仁宗并沒有批準(zhǔn)。在這個過程中，仁宗逐漸認識到自己對改革派大臣處置不當(dāng)，并采取了一些挽回的措施，重新調(diào)整了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工作，并當(dāng)面表彰了包拯的政績，讓他繼續(xù)留任，并不斷給予提升。
　　 既然辭退不準(zhǔn)，包拯也不畏縮不前。慶歷新政雖然已經(jīng)失敗，他仍然利用職務(wù)之便深入下層，為改進官吏作風(fēng)多次向皇帝遞上奏折，揭露了許多更為尖銳重大的問題。他曾七次彈劾張堯佐，七次彈劾王逵，掀起了一場又一場吏政的軒然大波。包拯任職24年，經(jīng)他彈劾受到懲辦的朝廷貪官近30人。
　　 歐陽修與包拯，用不同的方式在人生之路上寫下了不同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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