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厲風行地治理“上訪村”――城市管理者們重視這個頑癥 　　 　　2006年1月25日，距離春節(jié)只有4天了。在北京市市長辦公室里，日理萬機的王岐山市長還在專注地處理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朱明德?lián)�任學術顧問的“關于‘上訪村’”的調研報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時在報告上勾畫著，有時緊蹙眉頭，有時搖搖頭，報告中的不少現(xiàn)實問題引起了他深深的關注。他在報告上寫道：“吉林同志：對此上訪村劉淇同志有過明確指示，如何拔掉這個‘頑癥’，請牽頭研究，節(jié)后要開專題會，節(jié)前則要就安全、穩(wěn)定問題嚴防死守”。報告轉到北京市副市長吉林手里，他也批示：“西平同志；摸清違章底數(shù)，上訪村是一重點，請與有關部門核實報告中提到的上訪村、公園的地點，納入拆違、整治范圍。”2006年2月6日，北京市政府督察室通知北京市2008環(huán)境指揮部辦公室：“現(xiàn)將王岐山、吉林同志關于《北京社科院簡報》第三期‘上訪村’調查報告的批示轉去，請研究準備上會材料，于2006年2月26日前報市政府。”
　　王岐山市長立下軍令狀，吉林副市長點將，他限定時間讓2008環(huán)境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鄭西平盡快處理。
　　鄭西平在接到吉林副市長批示的第二天，便召開了有關方面的座談會，要求大家不僅要發(fā)現(xiàn)問題癥結的所在，更要提出治理的方案。由于這個上訪聚集區(qū)是宣武和豐臺的交界地，所以兩個區(qū)的有關政府部門和公安、城管、園林的執(zhí)法人員被邀請來研討，我們作為這份報告的撰稿人也被邀請進來。與會者畢竟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們提出了很多問題，尤其提出了很多治理的建議。他們感到，上訪聚集區(qū)所以屢屢管理卻屢屢膨脹，就是僅僅著重于治標而未能治本，還由于這個地方是多個權力部門都能管卻都不能一管到底。如今，王岐山市長的批示無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整合，給徹底治理帶來了機遇。
　　鄭西平在研討會后的第二天，親自帶領我們和園林局一批年輕人實地考察，并且要求我們在10天的時間里全身心地“扎”下去，只有充分調查了，才有治理建議的發(fā)言權。
　　
　　本來不應由北京承擔的棘手問題
　　
　　在調查中大家有個共同的感受：北京作為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正在承擔著共和國和平崛起的重要職責，距2008年北京奧運已不足千天，北京的穩(wěn)定與形象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然而，這個令首都感到棘手的“上訪村”和“上訪花園”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上訪村的負面效應是不言而喻的：已經成為境外媒體報道的熱點，它的存在與規(guī)模的擴大已經形成了氣候，這里上訪人員的情緒偏激乃至手段趨向極端，這里環(huán)境臟亂的程度，正在以滾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脹，的確成為首都形象與穩(wěn)定的后患，而且治理難度相當大。上訪村展示的完全是貧窮、愚昧、落后。冤屈和精神變態(tài)。到“上訪村”一看，簡直“不忍卒讀”，絕望、無助、憤懣充斥著這個地段，零下10度在塑料棚子里過夜的80歲老人，在地上爬行的殘疾人，在重病中茍延殘喘的上訪者……這樣的景象雖然陰暗卻很生動，難怪不少境外媒體漸漸向這里聚攏，他們在離北京市中心這樣近的地方搞到這樣多的活資料，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上訪”是困擾首都多年的老問題，到這里聚集的上訪者幾乎全部來自外地，也就是矛盾的成因幾乎與北京沒有關系，但是北京的特殊位置又不得不承擔著特殊的責任。而問題的解決又絕非北京一個城市所能承擔，解鈴還需系鈴人――上訪者當?shù)氐恼�府和�?zhí)法機構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幾個年前，我們就一直把上訪人員視為“異端”，這個觀念到現(xiàn)在都很頑固。這里面的確有不少誤解，如果堅持這種觀點，以驅趕和打壓作為唯一目標，上訪的隊伍決不會縮小。正是強勢利益集團的霸氣造成了上訪人員的怨氣。一味打壓弱勢群體的怨氣，只能使怨氣越來越大。有資料顯示，在總體上訪案件中，政法系統(tǒng)執(zhí)法犯法案例所占比例在70%以上。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野蠻執(zhí)法和違法執(zhí)法。特別是在審訊過程中采用的逼、供、信手段，造成當事人被屈打成招，最終導致了冤假錯案的發(fā)生。其家屬多次來京尋求法律救助。
　　每年有多少人次進京上訪，這個數(shù)字一時難以統(tǒng)計，外電報道是幾十萬人次，但保守地估計，絕對要超過幾萬人次。如果各地政府正常運轉，就絕對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只有畸形社會才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同時也應該看到，他們來到北京，就是對共產黨沒有喪失信心，相信我們黨是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他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北京，歷盡艱辛到北京來，也正是基于這一點。
　　
　　畸形的角落
　　
　　在北京，只要你問起“上訪村”，人們就會把你指向永定門車站附近的東莊，而東莊和東莊附近的平房幾乎全部是沒有營業(yè)執(zhí)照的黑旅館。據(jù)說這一地段7096的平房都出租給來北京上訪的人們，房東們則拿著高價房租到附近的樓群“享清福”去了(上訪人語)。在東莊，我們看到并不寬敞的街道南側圍墻下、胡同里，幾十個用紙殼、塑料布搭成的窩棚里住著男男女女的上訪人。為什么上訪人都奔這來?一位年輕的河南高姓上訪人概括為三個理由：一是最高法信訪接待站在這里，二是距“兩辦”只隔著陶然亭橋，只需10分鐘路程；三是黑旅館的通鋪雖然極其簡陋，但每宿只有3塊錢，可謂“全市最低價”，適合大部分上訪人的經濟條件。
　　2005年10月15日下午3點10分，幾個河南籍上訪人把我們帶到開陽橋南側的十幾棟平房區(qū)，這里的準確地址是“北京豐臺區(qū)右安門外花園路”。
　　我們以找親屬為由，貿然跨進了第二棟平房的細長的過道里，按事先想好的方案徑直地向里走去……
　　大約不到兩分鐘的時間，聞訊趕來的女房東不客氣的把我們“請”了出去。
　　匆忙中，我們走馬觀花地看到了一些情況：
　　在一間間10平方米左右低矮的平房里，非專業(yè)木匠釘制的三層板鋪上，蝸居著十幾個身材不等的人。有的在蜷著身子看材料，有的趴在床上寫著什么。還有一個看上去60多歲的老頭，一邊用木拐敲著地，一邊大聲發(fā)著脾氣……一米多寬的過道上，除了蜂窩煤爐子、煤氣罐、干樹枝做火源外，還有燉在三塊磚頭上的鍋里咕嘟著從飯店撿回來的“折羅菜”，一股股難以驅散的香臭難辨的怪味在擁擠的過道里徘徊著。
　　我們被“請”出來后，不甘心地在附近的鐵路橋上踱著步。突然，從平房區(qū)里出來2男3女，慌里慌張地向我們走來，并在一個人的手勢下，把我們帶到鐵路下面的小樹林里。他們中的一個人說：“我看你們不像是公安和城管的，你們想問什么我們都告訴你們，只要別曝光就行，一曝光我們就沒地方住了……”他們所介紹的“上訪村”的概況，和我們掌握的情況基本吻合。這些“上訪村”分布的地點是：
　　北京南站附近的東莊、南站鐵道北一百間左右的平房；開陽橋南側的平房和小樓房、花南旅店、東高地兒；甘家口附近的平房，約有40間左右；木樨園、中紀委附近一片70戶左右的平房區(qū)；前門大街兩側胡同里的平房 和小旅館及開陽橋下和陶然亭橋下、與東莊僅隔著一個鐵道口的“上訪公園”等等。
　　以上這些地方都是長期滯留在北京的老上訪戶集中居住的地方。還有一種有趣的現(xiàn)象是：東莊、甘家口、木樨園、中紀委等地的部分樓房單間，已被上訪戶以每月450元一500元租下，然后在屋內打上通鋪，再招租上訪人留宿(相當于“二包”)。租金以每人每天4～5元不等，每間可容納15～18人，出租人平均每天收入70元左右。據(jù)說這些“二包”者，因有了固定且又可觀的收入，早已不再上訪了，并多數(shù)已與異性的“相好”過上了姘居生活。
　　“上訪公園”是一個北京地圖上找不到的小地方。相對于北京其它的景點公園來說，它實屬“末流”。它的準確位置是從永定門火車站向南走，5分鐘后過一個人工值守的鐵路道口便是。兩年半以前，這里曾是幾千平米的平房區(qū)。經北京市政府重新規(guī)劃后，這里圍上了鐵柵欄，并栽上了小樹，還在公園的中心地帶安上了健身器材，以供群眾休閑、健身之用。可是，就在公園還沒來得及起名的時候，突然被幾百個上訪人“占領了”。從此，這個良好的初衷被徹底毀壞了。常來這里晨練的63歲的張大媽說；“花園建好后，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本想在這里鍛煉身體、休閑聊天�？墒�，幾百名上訪人在這里點火做飯，夜里還有不少人在幾十個臨時搭建的塑料窩棚里過夜，這里的社會治安能好嗎?這還不說，他們還在小樹上亂拴繩子、釘釘子掛東西，在草坪上燒火做飯。既破壞了環(huán)境，更隱含著火災隱患，誰還敢來呀!”
　　另外，據(jù)知情人說，長期盤踞在“上訪花園”的也不光是上訪者，還有一部分常年在北京的拾荒者、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人員，也趁機混在上訪人堆里，并具有多種身份，其成份相當復雜。
　　
　　總有一天要討回公道――關于上訪案的成因
　　
　　應該說，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的臉上刻著憔悴和憂傷，他們的表情是那樣煩躁和彷徨，他們的眼神里含著期待和渴望。他們手里拿著一份份復印了多次的申訴狀、投訴信，頂著嚴冬酷暑，冒著風吹雨淋……經過幾年的上訪，雖然少數(shù)人“官司”贏了，臉上露出了少見的笑容，可更多的人還是有說不盡的、裝在心中的難言之苦。
　　一直坐在一塊硬紙板上、右手吃力地舉著上訪材料的中年男子把我讓到他對面的一塊石塊上。他叫曹福林，是甘肅靈臺縣人。這位38歲的男子看上去至少有50歲左右。他說：“4年前，因為對法院的裁決不服，在和法院王院長談話中被打傷，并被強制關押18天。就連當時分別是9歲、7歲、4歲的三個女兒也未能逃脫厄運，被關在公安局的拘留所里。由于沒錢看病，我被打傷的腿已經萎縮。現(xiàn)在我已經行動不便，每天只能靠大女兒到飯店撿折羅菜和乞討維持父子4人的生存……我也不知道我的案子什么時間出頭，我相信中國的法律會越來越健全，特別是政府官員都要依法辦案、依法辦事。我不相信法院院長打人沒人管，執(zhí)法犯法是要從嚴處理的。總有一天我會討回公道的�！�
　　為什么上訪的人數(shù)這么多?為什么上訪案這么多？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法律、法規(guī)逐步完善和健全，不但執(zhí)法部門要自覺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而且群眾在法律意識和民主意識逐步增強的同時，也渴望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當他們在某件事務中發(fā)現(xiàn)執(zhí)法部門執(zhí)法不公，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時，為討回公道，便踏上這上訪之路。
　　形成上訪案件的“官方”因素
　　1、權力踐踏法律
　　案例：遼寧法庫縣一農民300年前康熙皇帝御賜給他家的“誥封碑”被鎮(zhèn)政府強行拉走搞“開發(fā)經濟”，造成全家多次來京上訪。
　　2、野蠻執(zhí)法和違法執(zhí)法――造成上訪的直接原因
　　案例：湖北武漢的吳鶴聲類似佘祥林錯案，歷經8年上訪，多次來北京申訴，最終撿了一條命。
　　3、無序執(zhí)法
　　案例：遼寧省鐵嶺市的陸秀娟和幾十個村民因舉報村長經濟問題(貪污、侵占賣地款總計240余萬元，至今賬目未公開)，公安局和檢察院均以數(shù)額小為由而不予立案。多次上訪反映情況，被視為“擾亂社會治安”，而被行政拘留、勞動教養(yǎng)。被處罰人不服，在原有的厚厚的上訪材料里又多了一份上訪材料，繼續(xù)多次到北京上訪。
　　4、執(zhí)法不公
　　案例：浙江省平陽縣敖江區(qū)錢倉鄉(xiāng)中心小學教師張冬翠1982年無端被打，1985年《中國青年報》等刊出標題為《尊師重教的春風何日才能吹到這里？》的文章，歷經23年，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現(xiàn)在仍然在“上訪村”附近不停上告。
　　5、弄虛作假，瞞上欺下，編造“無一人進京上訪”的假象
　　為了向上級報成績、創(chuàng)政績，在統(tǒng)計數(shù)字上做手腳，已經是個別地區(qū)的個別當權者慣用的手法。這種弄虛作假、瞞上欺下的惡劣作風，不但嚴重地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同時，也使中央在制定決策上出現(xiàn)誤差。各地政法公安系統(tǒng)經常在報刊出現(xiàn)：“幾年來無一人進省進京上訪……”“結案息訪率達到96.7%……”個別信訪機構，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高高在上，習慣于聽匯報，看材料，尤其對特殊的疑難案件也不深入基層搞調查研究，對下級的千篇一律的官話、套話聽之任之。上訪群眾的冤情沒得到解決，怎么能不上訪呢?
　　6、對百姓的疾苦熟視無睹
　　案例：雪上加霜――43年的“接力訪”初見曙光
　　大連上訪人孫健，父親名叫孫仕德，解放前在大連某工廠當學徒工時參加過一段國民黨組織“青年軍”，1949年被當時的高等法院判了徒刑。刑滿后以高超的技術成為工廠里唯一的“八級工”。1963年，孫仕德因為得罪了領導，本來已經講清楚了的歷史問題被說成“隱瞞”，從此被區(qū)公安分局一紙批文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1975年11月23日深夜不堪折磨自殺。幾十年來，家屬只要求平反，可是，當?shù)毓�安分局卻一拖再拖。全家頑強上訪，直到2005年3月，中央“兩會”期間，孫健兩次到國家信訪局和公安部信訪辦上訪。三個月后，孫健再次來到公安部信訪辦，在公安部。省公安廳的一再督辦下，市公安局承諾2005年底肯定解決，如果辦案認真，何苦給當事人和北京帶來如此大的壓力。
　　
　　上訪難――要想進入登記大廳，需經過無數(shù)道“關卡”
　　
　　當我們剛剛來到“兩辦”信訪辦的胡同口時，突然被兩個身穿黑藍色夾克衫，眼戴墨鏡的男青年攔住。一個操著河南味普通話的人問道：“哪里的?”我看了看他們反問道：“干什么?”說話間，已經圍上來三四十個穿戴幾乎都差不多(多數(shù)是休閑裝，手里拿著手機)的人。這時，不知誰喊了一句：“看他的身份證!身份證拿出來！”因為我事先早有準備，經過一番左推右擋后，終于擺脫了他們。在通往信訪辦大院的后一百多米的路程中，雖然又遭遇幾道“盤查”，總算來到了信訪辦大院的鐵門前。我看了看表，差幾分不到8點，大門還沒開，但至少已有四五百人排起了長蛇隊。
　　一位上訪人說：“別說上訪談話，就是進大門都像 過五關斬六將一樣，你們看看、數(shù)數(shù)，要通過多少道‘卡子’?”
　　我們體會：上訪人的說法并沒有夸張。當我們從大院門口走出來的時候，從陶然亭橋到先農壇體育館大道的兩側全是轎車和面包車，其中80：6是警車，來自地方的工作人員至少有一千人以上。
　　接訪似乎是緩解北京壓力的一種做法，也是維護“兩會”、大型國際會議、重要國家元首來訪期間首都形象的一種做法。但是這種辦法根本無法治本，很多地方政府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制造“無人到中央上訪”的假象，有的更是害怕本地區(qū)的問題被曝光。一位不愿透露地區(qū)和姓名的信訪工作人員說：“我是從九屆人大開始，每年的‘兩會’都到北京接訪的。說實話，剛開始領導真是讓我們做好熱情接待，安撫和勸回本地區(qū)的上訪人�？墒呛髞砩线呉婚_始排名次、發(fā)通報，領導就受不了了，于是就這樣要求‘不管用什么辦法和手段，只要不登上記、不上賬就行!’我們具體工作人員怎么辦?自己理解著辦吧，只要不出大事就行！上訪人千里迢迢來的，我們勸幾句就回去了，這樣的例子太少了。因為他們心里明白我們是在‘忽悠’他們，從北京‘忽悠’回地方去，到頭來還是不給解決問題。他們回去也無路可走，唯一的路就是重返北京�！�
　　
　　“還是首都警察好!”――北京市公安局也難
　　
　　在北京，上訪人和地方截訪者(接訪者)之間發(fā)生矛盾或治安案件的情況時有發(fā)生。特別是敏感地區(qū)，如地處“兩辦”附近的陶然亭橋左右，公安部信訪辦(東城區(qū)東堂子胡同)等經常有群眾或上訪人打110報警。可是，在實際處理中(表現(xiàn)在執(zhí)法尺度上)就比較為難了。
　　天橋派出所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區(qū)分局天橋派出所，是一個有六個幾名民警的公安機關派出單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肩上別著二級警督肩章的警官說：“可以說每天都有上訪群眾打‘110’報警，99％的內容都是外地來北京接訪的工作人員攔截、毆打上訪人。我們出警后，打人的跑了，就是不跑，打人的就是不承認，接訪人員互相出證，都說沒打。再者，幾十個接訪的打一兩個上訪的，你一拳他一腳，被打人根本無法指認。指認不出來，處理誰?挨了打，找不著人，白挨了！反過來就到市局、公安部上訪告我們。再進一步說，就是找著人了，他也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行為中，犯有一定過錯，也只能批評教育，廝打中受傷的，適當?shù)慕o點醫(yī)藥費，不過如此吧。處理這類問題，我們也相當慎重……”
　　來自沈陽市的孫軍，因拆遷問題被開發(fā)商和保安打成重傷， 2004年5月13日，孫軍夫婦第二次來到北京上訪，突然被十幾個人圍住異口同聲地問：“哪的?哪的?”孫軍的妻子不介意地說：“沈陽的，遼寧的……”隨后就有幾個人大喊道：“遼寧的，快點!遼寧的!”就在孫軍夫婦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時候，就把孫軍夫婦往一輛面包車上拽。孫軍夫婦不上車，說：“你們是哪的?拉我們上哪去?”掙脫后仍然往信訪辦胡同里走。不久，孫軍夫婦已經被推到在地，接著就是一頓拳腳……后來不知是誰打了“110”報警，幾分鐘后，建國門派出所的警車來了。到派出所后，孫軍夫婦把剛才發(fā)生的情況如實說了，并指認了其中一個打人者。民警作了筆錄，并讓孫軍到醫(yī)院看病……一個月后，孫軍再次來到北京宣武區(qū)天橋派出所，從辦案民警那得到了答復：“上次發(fā)生的治安案件，經過和領導研究，我們給‘調解處理’。連你當時看病的醫(yī)藥費700元、營養(yǎng)費和精神賠償，對方共支付你1800元……”
　　事后，孫軍的妻子說：“這個結果我們相當滿意，我們真的感謝天橋派出所，還是首都的警察好！”
　　房山區(qū)坨里鄉(xiāng)派出所
　　胡秀榮聲淚俱下地說：“地方政府的干部綁架了我，北京的警察救了我，可是至今沒有處理結果。”
　　胡秀榮，女，50歲，遼寧營口人，某電子公司工程師。1988年因無端被誣陷，導致在企業(yè)的一切合法權益均被剝奪。胡從此踏上上訪之路。經歷了十幾年的市、省和北京的無數(shù)次往返，在全國人大信訪辦與地方的溝通和協(xié)調下，結案息訪終于接近了尾聲�？墒�，就在胡秀榮滿懷喜悅的心情，再次來到北京準備到全國人大信訪辦打聽一下消息的時候，一場橫禍從天而降。
　　胡秀榮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2004年2月6日下午，當我走進第一道大門，剛要進第二道大門時，突然被幾個胸前掛有‘遼寧工作組’牌子的男人截住了。根本就不讓我說話，由兩個人把我架上了一輛白色掛有遼O牌子的小轎車。到了車上，我問他們干什么?他們把我推上一輛掛著遼A牌子的白色面包車，車上共四個男的(包括司機)，就我一個女的。車不知開了多久，停下了。一個人打開了車門，一個男的先把我的隨身帶的包給扔在地下，接著，我就被推下了車。當時我定了定神，仔細看了看周圍的環(huán)境，才發(fā)現(xiàn)，左邊是陡山，右邊是看不到底的懸崖，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我害十白死了，我該往哪走啊?天上沒有星星月亮，大山里沒有一絲燈光。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在山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走了多久，終于在不遠處發(fā)現(xiàn)了燈光，終于在一段較寬的公路上遇見一位好心人。他聽了我的哭訴后，把我送到了當?shù)嘏沙鏊�――北京市房山區(qū)坨里派出所。我終于得救了，坨里派出所給我花100元打出租車把我送回北京市。我萬分感謝房山區(qū)坨里派出所的領導和干警，對我不僅是無私的幫助，而且是救命之恩!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最難的還是國家、納稅人――巨額的經濟開支
　　
　　為了治理上訪村，北京市的公安、城管、園林、綜合治理部門、有關街道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如果用經濟付出衡量，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shù)字。這還不算，每逢中央召開重大會議期間，臨時進京截訪的、長期駐京小分隊和省、市駐京辦事處的開支都特別巨大，因為他們享受的是“非國家標準”。由于各省市各地區(qū)的財政情況不同，因此，在京工作的補助標準差距也較大。如上訪量大而經費又緊張的市縣，大部分是在幾個信訪辦的中間地帶租房住，自己起火立灶，吃住由單位負責，另外每人每天補助50～80元不等；經費好一點的省市，每人每天230元包干(自己找地方住，自己吃飯)，每月另報300元通訊費；還有少數(shù)地區(qū)的補助形式是“責任和補助費捆在一起”的，即每月發(fā)給個人8000～10000元，一切“活動經費”、“應酬費”均在其中，但是必須保證一個上訪的也不許登記上賬(輸入微機)。
　　北方某省會市法院的閻某，已經在北京連續(xù)搞“截訪”三年。他說：“我已經在北京三年了。我們法院口上訪的，我100%全認識。這項工作每年的‘兩會’期間比較忙，但是，那時候力量也加強。待遇不錯，集體吃賓館、住賓館，額外每天每人補助100元；回單位還享受單位的每天100元補助，加起來每天得補助200元。按月算，一個月6000元。不客氣地說，我在北京三年來，已經裝兜里十幾萬，給孩子買轎車的錢已經準備好了!說心里話，我還真得感謝那些上訪戶……” 　　還有一個省在兩會期間包了一幢賓館，就是針對這個省的上訪人員，僅轎車就幾十輛，他們來北京不是解決上訪人員的問題，而是把他們“押送”回去，其開銷之大可想而知。
　　1、北京重要會議期間的原發(fā)案地控訪一一無邊際的“實報實銷”
　　每年的北京“兩會”和召開其他重要會議前，個別地區(qū)的黨政領導機關向下屬的各個職能部門下達“必須把進京上訪數(shù)控制到零”的硬指標。為了不挨批評，許多部門對上訪人實行了五花八門的“死看死守”，即“6個人一輛車，三班倒，24小時不脫離視線”。
　　
　　進京“陪訪”
　　
　　66歲的張某，認為公安機關對治安案件處理不公，而投訴上訪了5年，特別是每當中央召開重要會議的消息經媒體報道后，立即趕到北京上訪。他毫不掩飾地說，你不讓我滿意，我就到北京給你登記，讓中央扣你分!在一個重大會議期間，張又要進京上訪，并揚言：“誰要阻攔我，我就死在他面前!”就在派出所無計可施的時候，有個重要信息傳來了，“張某嗜酒如命！”派出所領導經過幾次研究，最后決定在所里選了兩名酒量最大的民警隨張某進京“陪訪”。遵照領導的旨意，三人到了北京以后，住進了一個賓館的3人間�？上攵�知，當晚就是一頓狂飲。第二天，張某提出要上信訪辦，兩民警好歹總算把張某給纏住了，中年終于到了，當然還是按既定方針辦一一喝！一番推杯換盞就到了下年3點多，信訪辦要下班了，明天再說吧。第三天又是如此照搬。第四天，第五天，直到第六天，兩民警中的一個已經起不了床了。無奈之下，另一個民警向張某乞求道：“老張，你看我們哥倆夠意思不?從到北京就陪你喝酒，你的酒量也太大了，他已經起不來了，再喝我也得完，你給我點面子吧。酒我們是不能喝了，我們哥倆也服了。如果現(xiàn)在你上訪登了記，我們哥倆就得挨處分，還是跟我們回去吧，求你了……”別說，可能是這幾天張某和兩民警喝出感情來了，還真的跟著回去了。這種控訪真是既勞民又傷財。
　　
　　包度假村――陪住、陪吃、陪玩
　　
　　多年來，無業(yè)人員楊某為其弟弟1 983年的治安案件上訪多年。也是在一個重要會議期間，楊某又揚言進京上訪。上級機關立即對楊的居住地派出所提出要求：不管采取什么措施，用多大代價，決不能讓他進京I派出所接到指令后，所領導班子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措施。經過“群策群力”、“集思廣益”，終于想出一個“好辦法”來。即派兩名民警一輛車，把楊某送到遠離市區(qū)的一個依山傍水，風光秀麗的別墅區(qū)，包租了一間客房，兩民警的任務就是每天24小時對楊某實行“三陪”(住、吃、玩)。一周過去了，重要會議閉幕了，楊某也結束了他的高級享受。事后，楊某跟別人說：“沒承想一個上訪的能住別墅，還肥吃、肥喝了一星期，中央再有大會，我還得折騰他們！”
　　
　　在派出所“養(yǎng)起來”
　　
　　北方某省會市的魏樹生，9年前被人打成重傷，魏樹生懷疑公安內部有人給打人者通風報信。于是，魏在向市省反映情況仍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進京上訪。2005年3月，中央召開“兩會”的第二天，派出所得到了魏要進京的消息，當晚就派兩名民警到魏家，稱：“你的問題馬上要解決，到派出所談一下……”魏信以為真，就跟民警來到派出所。到派出所后，魏才發(fā)現(xiàn)哪里是解決問題，而是被“軟禁”起來，不過是“高級軟禁”罷了。魏說：“每天三頓飯，好吃好喝，有人陪著說話，還可以看電視……一個星期以后，又把我送回家了。我問他們，我的案于什么時候解決?他們說，別著急，忙過這段我們和上級請示請示再答復你……”
　　近幾年來，每年中央“兩會”期間，地方進京“控訪”，“接訪”的隊伍越來越龐大，人數(shù)越來越多。有人用“干人兵團百輛車”來形容“兩辦”門前的壯觀場面一點也不過分，而且還有其他的信訪機構呢!曾經有人作過保守估算，假設“兩會”會期按10天算，每天有2000人控訪，100輛車配合，每人每天開支200元(含平均補助費100元，住宿費50元，飲食50元)；每輛車日消耗80元；10天總計約400多萬元，這里邊還不包括通訊費。如果加上常年駐京的控訪機構的經費，開銷就更加可觀了(最低要幾千萬元)。按上訪量名列前6名的省份，每個省常駐北京的辦公人員10名，平均每人每天花銷200元，加上每月回家的往返車費、通訊費、車輛消耗費等，一年約500余萬元，這還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算法。實事求是地講，有一些經濟不太發(fā)達，路途較遠的，如西藏、青海、新疆、貴州、云南等省份，目前還沒有在北京設常駐的控訪機構，為國家節(jié)省了很大一筆開支。有人說：“如果把花在在京控訪人員身上的補助費用在解決確實有理上訪的人身上，也許就沒有這么多上訪的了！”聽到這種議論，個別的控訪人員說：“這是兩回事，兩筆賬。花在我們身上是控訪工作補助費，花在上訪人身上算什么名堂?算上訪有理啦?”
　　
　　有效治理已經開始
　　
　　由于2006年1月16日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和副市長吉林對此作了重要批示，使得各部門的協(xié)調與合力解決都更有力度�！�2008環(huán)境建設指揮部”做了大量扎實、細致的基礎工作，現(xiàn)在各有關執(zhí)法部門已經迅速聯(lián)手，對這個頑癥的治理有前所未有的力度。主要通過城市規(guī)劃建設和拆除違法建設等綜合整治，穩(wěn)步推動東莊地區(qū)(上訪村)的環(huán)境整治，通過對大康鞋城、北京南站規(guī)劃建設治本，徹底解決環(huán)境的臟亂差。
　　搞清楚上訪人聚集區(qū)協(xié)調各部門綜合治理；
　　在法制化的軌道上(鐵路沿線整治法、老舊小區(qū)整治法、綠化整治法、土地開發(fā)法)盡快治理；對無理訪、鬧訪和蓄意破壞信訪秩序的要嚴肅處理；
　　打擊“上訪非法產業(yè)”；
　　加強出租房屋的管理；
　　加強對黑旅社的管理；
　　加強公共場所管理；
　　高法信訪接待站已經不適于在這個地區(qū)，建議易地設置；
　　一系列針對上訪村的有效治理措施已經開始實施……
　　編輯／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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