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經(jīng)是江南小城一個愛書少年，憑著勤奮攻讀和超人的毅力，一步步登上高等學府和中國高層經(jīng)濟研究的殿堂；1977年，在中國改革大幕拉開的前夕，針對“四人幫”此前對“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的詆毀，他懷著一個經(jīng)濟學人應有的社會責任，為這一說法找到了理論依據(jù)，并就此與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進行了書信互動，成為1978年科學大會確定“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這一劃時代主題的美妙前奏；他曾被相關雜志評為中國高產(chǎn)經(jīng)濟學家，近年，盡管年事已高，他依然用大量著述為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進行論證和探索。他就是有著“學術名片”美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jīng)濟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曾獲1984年、1986年、1990年孫冶方經(jīng)濟學獎、1995年被香港理工大學授予“杰出中國訪問學人”稱號，2006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的周叔蓮。
　　2011年春，中國社科院家屬院�；疑�的小樓和院中高大的白楊樹，似乎將時光停留在了20世紀60年代。徜徉其中，感受著那份鬧市中獨有的寧靜安詳，令人在詫然中仿佛穿越了一般。八號樓里住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jīng)濟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周叔蓮，年逾八旬的他身板依舊筆直硬朗，一口濃重的江蘇口音鏗鏘有力。在潔凈樸素的客廳和書房之間，他一趟趟穿梭著為筆者取來一本本厚厚的著述。他說，讀書看報寫文章是他的生活主題，書籍豐富了他的人生，是他一生不離不棄的好伴侶。
　　
　　弟弟為他放棄讀書
　　
　　1929年7月，一個蓮花盛開的季節(jié)，周叔蓮出生于江蘇溧陽縣的一個清貧的家庭。欣喜不已的父親為這個家里的第一個男孩取名“蓮”，“叔”則是他的輩分。
　　父親周鎖寶在商店做店員，收入不高，勉強維持著全家的生計；母親王孝根是家庭婦女。周叔蓮八歲那年，抗戰(zhàn)爆發(fā)，家里的生活愈加艱難起來，但父母親仍然讓他上學念書。周叔蓮很爭氣，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在一個同學家，他發(fā)現(xiàn)了一本描寫民族英雄岳飛的小說《精忠岳傳》，就借來讀。岳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周叔蓮，一本二十多萬字的書，他手不釋卷一天一夜就讀完了。從此，他的閱讀欲望被激發(fā)出來，在同齡的孩子調皮玩耍的時候，書籍成了他成長歲月里最好的伙伴。當時家里有一些石印本的中國名著，像《西游記》、《水滸傳》等。周叔蓮不上課的時候，就抱著這些書如饑似渴地看，經(jīng)常從天明看到天黑，太陽落山了借著余暉繼續(xù)讀。有一次，母親見他如此癡迷又心疼又生氣，一把奪過他手里的書撕了，周叔蓮私下里把書粘起來接著看。
　　1942年，小學畢業(yè)的周叔蓮和弟弟周叔炎一同考取了溧陽初級中學�？紤]到家庭困難父親不想讓他再上學了，但他堅持要繼續(xù)讀書。最終他進了初中，而小他三歲的弟弟盡管學習成績同樣優(yōu)秀，但家里負擔不起兩個人的讀書費用，只好輟學當學徒去了。周叔蓮明白，是父母的體恤和弟弟的犧牲給了自己學習的機會，自己只有好好讀書，才能報答家人。
　　周叔蓮沒有辜負家人，1945年初中畢業(yè)，他又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南方名校江蘇省立常州中學高中部。在這所“校風好老師好學生好”的學校里，周叔蓮有了好環(huán)境更加用功讀書了。每到周日，同學們大都回家或投親靠友去了，他在常州既沒有家也沒有親戚，也好，這樣便可以把一天的時間都用來讀書了。他讀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魯迅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冰心的《寄小讀者》，以及不少社科類書籍。其中他最愛看的就是費孝通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也因此，高三時學校分文理班，他選擇了文科班，準備將來上大學讀社會系。
　　1948年高中畢業(yè)后，周叔蓮到上海考大學。他在上海舉目無親，晚上就住在交通大學的教室里，睡在地板上，準備第二天應試。半夜醒來，覺得有蟲子在臉上爬，用手一摸，摸到一種名叫“臭婆娘”的臭蟲。這一年，想考上海同濟大學社會學系的周叔蓮卻被哲學系錄取。9月他去學校報到的時候，暫住在北四川路的一個胡同里。每天吃過飯，周叔蓮就到北四川路的一家書店看書，錢鐘書的小說《圍城》就是他用幾天的時間站著讀完的，足見周叔蓮對讀書的癡迷。
　　在同濟大學上學的時候，周叔蓮又接觸并閱讀了郭沫若、翦伯贊、艾思奇、胡繩等學者的進步書籍，開始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此時國民黨發(fā)行的金圓券崩潰，市面上物價飛漲，學校因沒有糧食儲備，一天只吃兩頓飯。吃飯的時候，八個人分一臉盆的飯。周叔蓮讀高中時名字被寫成“周淑蓮”，管伙食的人因此將他和七個女生分到一個桌上。這樣一來，吃飯時女生彼此照顧，他一個男生就吃虧了。餓著肚子，時局又亂，加上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聞聽自己上了當局抓捕的黑名單，年底周叔蓮就休學回家，在家鄉(xiāng)溧陽東門街示范小學當了個教師。
　　1949年4月溧陽解放。嶄新的時代給了周叔蓮新的動力，他一方面認真教書，一方面努力學習革命理論。這一時期出版的《學習》雜志，經(jīng)�？�發(fā)于光遠、王惠德等人的經(jīng)濟學論文，周叔蓮十分感興趣。當時恰好郭大力翻譯的三卷本《資本論》出版，囊中羞澀的周叔蓮向弟弟要了錢買了一套。從費孝通的社會學，到于光遠的政治經(jīng)濟學，周叔蓮的涉獵范圍更廣了，心中也開始有了重新讀大學、學習經(jīng)濟學、尋找經(jīng)濟強國理論的打算。當時，由于周叔蓮思想進、步工作認真，領導已決定讓周叔蓮擔任副校長，但為了讀書，二十歲的周叔蓮還是辭職了，他決定繼續(xù)上大學。
　　
　　復旦校園里不愛跳舞的讀書狂
　　
　　1950年，周叔蓮參加了全國高等學校考試。回憶往事，周叔蓮說：“當時，各個大學都是單獨考試，不像現(xiàn)在統(tǒng)一考試。我到南京參加了北京大學的考試，后來在報紙上看到北京大學華東區(qū)的錄取名單上，我的名字在法律系的第一位，心里非常高興，也很向往北大�！钡�遺憾的是，由于郵遞問題，周叔蓮起初一直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恰在這時，周叔蓮原來就讀的同濟大學哲學系的學籍新中國成立后已轉到復旦大學社會系，社會系取消，對經(jīng)濟感興趣的周叔蓮轉入該校的經(jīng)濟系。有意思的是，就在周叔蓮打好行李準備第二天到復旦大學報到的時候，北大的錄取通知書才姍姍來遲。就這樣，周叔蓮只得與北京大學擦肩而過。
　　在復旦的校園里，周叔蓮依然是最用功讀書學生中的一個，他或端坐讀書或捧書而行的身影，常常進入人們的視線。不過，那時好讀書并不被追捧的，甚至有可能被人說成走白專道路。但周叔蓮依然故我，除了上課，課余時間和星期天都把自己深埋在書堆里，飽覽了復旦大學圖書館豐富的藏書。當時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已經(jīng)發(fā)表，周叔蓮第一時間就在報刊上認真閱讀了。大量的課外閱讀不僅沒有影響周叔蓮的學習，反而對他幫助很大�？假Y本論一課前，周叔蓮還在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辦》。這本書在周叔蓮看來對如何做人還是大有益處的。
　　20世紀50年代初，從“蘇聯(lián)老大哥”那兒刮過來一股跳舞風，全國各地樂曲聲聲，舞姿翩翩，大學校園也不例外，每逢周六晚上都有舞會。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華東地區(qū)的經(jīng)濟系并入復旦大學，金陵大學的經(jīng)濟系也并入復旦大學經(jīng)濟系，吳敬璉隨著過來，與周叔蓮成了同班同學。為了歡迎新同學，系里舉辦了一場歡迎會，會后大家一起跳舞聯(lián)歡。歡迎儀式一結束，周叔蓮就打算回閱覽室看書。見狀，吳敬璉對他說，還是跳舞吧，聯(lián)歡嘛。周叔蓮只好留下來勉強參加了跳集體舞。這是周叔蓮和吳敬璉的第一次接觸，此后他們成了事業(yè)和生活上的好朋友，共同經(jīng)歷了風風雨雨。
　　不僅僅是跳舞，班里組織到杭州旅游他也不愿去，因為來回要花三塊錢和一天的工夫。在周叔蓮看來，他寧可把這三塊錢用來買書，把一天的時間用來讀書。
　　有付出就會有收獲。周叔蓮大學成績優(yōu)異，由于勤于閱讀，常常是老師上課還沒有講到的內容他已早早地從課外書中掌握了。1953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為給社會輸送人才，周叔蓮那屆學生提前一年與當年畢業(yè)生一起畢業(yè)，帶著自己的所學，走向社會廣闊的天地。
　　
　　下放農(nóng)村，吳敬璉砌墻他和泥
　　
　　1953年，年輕的周叔蓮懷著一腔報國的熱情，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莊嚴的北京城，走進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上一個兩進四合院里的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成了這個只有三十幾個人的集體的一員。兩年后，晚他一個學年畢業(yè)的吳敬璉也來到這里。
　　起初，周叔蓮被分配到經(jīng)濟史組，后來，因研究需要，他又被分到現(xiàn)實經(jīng)濟組，曾去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調查手工業(yè)、畜牧業(yè)和水土保持。1956年經(jīng)濟研究所成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組，他成為該組的第一批成員。從1956年開始，周叔蓮經(jīng)過調查研究，撰寫了一系列有關農(nóng)業(yè)的地位和作用、農(nóng)業(yè)擴大再生產(chǎn)、級差地租等方面的論文。當時，年輕人多讀書多寫文章并不被肯定，運動中還會受到“走白專道路”的警告。接踵而來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則進一步打亂了正常的研究工作。周叔蓮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在無奈中等待著一張平靜的書桌。
　　然而，平靜的歲月并沒有在期盼中到來，相反，一場更大的風暴悄然逼近。1964年經(jīng)濟所開始批判孫冶方，1966年“文革”正式開始，是非顛倒，群魔亂舞。周叔蓮像一片掉進激流中的樹葉，茫然間失去了方向。最終，經(jīng)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等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一起，被集體下放“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那是1969年，“文革”正如熱油烹火一般進行著。
　　周叔蓮一行的下放地是河南信陽息縣，而且全家老小都要去，住房要上交。臨行前，想著此一去山高水遠的，不知何時是歸期，人人都在處理家里的東西。周叔蓮同院住的是呂叔湘。有一天，中國書店來院里收購舊書，周叔蓮去賣書，見呂叔湘的夫人也在賣書，在她的書堆中，周叔蓮發(fā)現(xiàn)了錢鐘書的《圍城》和老舍的《四世同堂》，而《圍城》竟然就是他入同濟大學時在書店站著讀完的那個版本。驚喜之余，周叔蓮用自己的幾本書換下了這兩本書。值得一提的是，時隔四十多年，2011年年初，周叔蓮被社科書店評為優(yōu)秀作者，無法分身的周叔蓮請夫人到現(xiàn)場，周夫人講述了周叔蓮和《圍城》的淵源，她手拿《圍城》的照片和消息一同出現(xiàn)在當天的《光明日報》上。
　　就這樣，一群研究經(jīng)濟的學者轉瞬之間成了五七干校的戰(zhàn)士。一切都得自力更生，他們先從蓋房子做起。吳敬璉砌墻的技術非常高，不但砌得直，尤其拐角處也處理得好。周叔蓮的技術不如吳敬璉，吳敬璉能砌墻，周叔蓮只能和泥。和泥雖然技術性差，但周叔蓮就像對待讀書一樣，依然很認真。很快，他們就住上了自己蓋的新房。時代對一群本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的改造，令人吃驚且無奈。
　　林彪叛逃事件發(fā)生前后，追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動再次將人們置于惶恐之中，周叔蓮周圍許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周叔蓮感到清查擴大化了，認為這樣會給黨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出于關心經(jīng)常打聽清查“五一六”的情況，不少“五一六”分子向他說了自己被逼承認的過程。這種書呆子行為后來被揭發(fā)，結果周叔蓮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依據(jù)是：他關心“五一六”分子，自己一定也是“五一六”分子。而且還因為他到處打聽清查“五一六”的情況，斗爭時給送了他頂“串聯(lián)大王”的帽子。說來冥冥之中似有神示：周叔蓮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頭天晚上，干校連里改選干部后開聯(lián)歡會，大家起哄讓他唱歌，從不唱歌的周叔蓮卻陰差陽錯唱了《紅燈記》里的“臨行喝媽一碗酒”一段。誰知，第二天就被揪出來了。有人笑稱他知道自己要倒霉，所以唱這首歌壯膽。現(xiàn)在聽來，這個往事不啻為一個黑色幽默。
　　讀書畢竟是周叔蓮一生“無法戒掉的癮”。1970年，同室的經(jīng)濟所副所長嚴中平從北京取來了馬恩全集，周叔蓮不顧工宣隊軍宣隊對讀書的限制，從他那里一本一本借來認真閱讀。在前途叵測的情況下，很多人都失去了讀書學習的積極性，但周叔蓮仍認真讀書，他堅信國家是不可能不要經(jīng)濟研究工作的，知識分子的才能遲早會有施展的那一天。
　　1972年經(jīng)濟研究所結束辦“五七”干�；氐奖本�。1974年周叔蓮被借調到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務是研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固定生產(chǎn)投資等問題。為了盡快適應工作的需要，周叔蓮到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借閱了歐美經(jīng)濟史、西方經(jīng)濟史等著作書看。為了看懂國外原版的經(jīng)濟類圖書，周叔蓮又開始學英語，曾經(jīng)還拜顧準為師。有了一定的英語水平，周叔蓮閱讀了大量的英文原本經(jīng)濟類書籍，其中庫茲涅茨的英文版《現(xiàn)代經(jīng)濟增長》是他愛讀的一本。在經(jīng)濟研究的道路上，他的視野更寬闊了。
　　
　　與胡耀邦的書信互動
　　
　　“文革”的陰霾終于開始消散。1977年，人們迎來了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一個春天。但是乍暖還寒，對十年來“四人幫”對國家經(jīng)濟建設的破壞，許多人害怕挨批噤若寒蟬。認真且執(zhí)著的周叔蓮準備發(fā)力了。
　　事情的前因是這樣的：1975年，鄧小平復出，派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工作。當時中國科學院寫了一個關于科技工作的《匯報提綱》向鄧小平匯報，提出了“科學技術也是生產(chǎn)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chǎn)向前發(fā)展”的觀點。沒想到，這一觀點遭到了“四人幫”的肆意攻擊，污蔑《匯報提綱》是“大毒草”，還造謠說馬克思沒有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進而達到批倒鄧小平的目的。見此，做事認真的周叔蓮決意要為“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這一觀點找到理論依據(jù)。此后，他認真研究了世界上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歷史及其對生產(chǎn)的影響，并研讀了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大膽地撰寫了一篇題為《科學技術是生產(chǎn)力》的文章，系統(tǒng)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駁斥了“四人幫”的謬論。
　　這篇六七千字的文稿寫成后，周叔蓮寄給了《光明日報》編輯部。理論部的編輯看后覺得文章很重要，但有些觀點自己不好把握，就在發(fā)表前將校樣交由胡耀邦審閱。當時正值五一假期，胡耀邦在校樣的空白處密密麻麻地寫了一千多字的批改意見。批改后的文章校樣再次回到周叔蓮手中，周叔蓮按照批改意見進行了補充完善。不久，《光明日報》發(fā)表了這篇文章，但刪去了兩千多字，周叔蓮看后不太滿意，就寫了信給胡耀邦匯報這件事。很快胡耀邦就回信給周叔蓮，信中寫道：
　　經(jīng)過你鉆研過的這篇論文，在《光明日報》同志的支持下，終于同廣大讀者見面了。我敢斷定：這至少是幾百萬人――包括我們黨的許多領導干部、經(jīng)濟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廣大的科學技術工作者，要看，要傳播。這么多人從這篇文章中打開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從而能更好地為我們的偉大事業(yè)而奮斗。這該是感到足以對得起黨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感受著胡耀邦的勸慰鼓勵之意，周叔蓮一切釋然了。
　　隨后，由周叔蓮執(zhí)筆，又和吳敬璉、汪海波合寫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工資及具體形式》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幫”污蔑社會主義工資和獎金是資本主義余孽的謬論，為工資獎金恢復名譽。周叔蓮把文章寄給胡耀邦，希望得到胡耀邦的點評。繁忙之中的胡耀邦認真閱讀后，給周叔蓮寫了一封短信：
　　粗略地翻了一遍，你們敢于接觸實際問題，發(fā)表自己的不同意見，我看很好！內容在總的方面我是贊成的，個別地方還要斟酌。請酌。退周叔蓮同志。
　　1978年，黨中央采納了理論界關于職工工資獎金的討論意見，至年底，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職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資。這是十多年來的第一次。中國勞動者的生產(chǎn)積極性空前高漲。
　　1981年，時任工業(yè)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的馬洪交給周叔蓮一個任務：撰寫一篇論社會主義的生產(chǎn)目的的文章。這時，周叔蓮已經(jīng)再次回到經(jīng)濟研究所工作。周叔蓮、吳敬璉和汪海波把文章寫好，經(jīng)馬洪審定后，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在1981年第14期《紅旗》雜志上，題為《滿足人民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崇高使命》。收到稿費后，周叔蓮將其中的一半送交馬洪。馬洪當即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送上文章和稿費。周叔蓮這才明白他們寫的這篇文章是胡耀邦布置的。胡耀邦對經(jīng)濟理論工作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令周叔蓮至今記憶猶新，他常說，胡耀邦可是個了不起的人�。�
　　
　　和中國經(jīng)濟改革同行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對十年“文革”給經(jīng)濟帶來得重創(chuàng)，中國踏上了艱難的經(jīng)濟改革之路。作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批經(jīng)濟專業(yè)人才，蓄勢已久的周叔蓮對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有很多想法要表達，用大家的話說，他思考問題就像雞生蛋一樣，一個蛋剛下來，另一個蛋馬上又要下。他的很多想法與吳敬璉和汪海波一致，三個人又是老同學，七八十年代起一起寫過很多文章，他們的組合當時被人戲稱為經(jīng)濟學界的“三家村”。 “三家村”的部分文章由周叔蓮執(zhí)筆，而討論常在他家里進行。吳敬璉的女兒吳曉蓮在《爸爸吳敬璉》一書中曾經(jīng)這樣描寫他眼中的周叔蓮：“在我印象里他是一個比我爸爸更書呆子的人，一門心思就是經(jīng)濟學，進了我們家的門，便目不斜視地到爸爸房間去，坐下來就開談。”當時周叔蓮與吳敬璉兩家只一墻之隔，墻上有個能走人的豁口，為了縮短路程，這個豁口成了他們來往的通道。
　　他們的研究與主張，始終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息息相關。當時，由于片面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不僅農(nóng)產(chǎn)品供應緊張，輕工業(yè)用品供應也很緊張，糧食、肉類、食油、食糖、棉布、糕點等都要憑票證供應，甚至買個燈泡都需要票證。針對這種狀況，周叔蓮和吳敬璉寫了《把發(fā)展輕工業(yè)放在優(yōu)先地位》一文發(fā)表在1979年8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由于調整時期優(yōu)先發(fā)展輕工業(yè)，輕工業(yè)產(chǎn)品日益豐富，我國逐步取消了憑票供應制度。
　　企業(yè)缺乏活力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周叔蓮、吳敬璉、汪海波三人認真研究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問題，積極尋找對策，于1978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充分發(fā)揮企業(yè)的主動性》一文，論證了國有企業(yè)自主經(jīng)營自負盈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計劃經(jīng)濟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限制物價、取消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1979年，周叔蓮執(zhí)筆和吳敬璉、汪海波合作發(fā)表了《價值規(guī)律和社會主義企業(yè)自動調節(jié)》一文，為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當時，國家百廢待興，經(jīng)濟建設既缺乏可行的理論指導，又沒有經(jīng)驗可循。周叔蓮他們通過撰文提出的很多觀點被人們普遍接受，成為黨和國家制定一系列方針政策的重要根據(jù)。
　　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周叔蓮涉及的領域和問題頗多，寫下了大量文章。1997年《經(jīng)濟學家》雜志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項統(tǒng)計數(shù)字：1978―1995年間，發(fā)文量超過一百篇的經(jīng)濟學家有五十六人，周叔蓮以二百九十七篇的數(shù)目位居第五名。文章還列表顯示同期間高摘用率的經(jīng)濟學家四十八人，周叔蓮排在于光遠之后，位居第二名。
　　周叔蓮的高產(chǎn)來自他的勤奮，也來自他的高效率，用吳敬璉的話說他“對一個問題的構思非�？臁�。每天吃了晚飯，周叔蓮喜歡圍著東交民巷一邊散步一邊想問題�；氐郊宜⒀赖臅r候靈感來了，牙刷還在嘴里就拿起筆開始寫提綱。這樣的思考習慣成了他的常態(tài)。有一次，他鮮有地陪著夫人去看話劇，看著看著，思維就離開了話劇情節(jié)，回到經(jīng)濟問題上了。有了思路需要及時記下來，但劇場燈光很暗，他就摸索著把提綱寫在一張紙上，回家一看，字跡歪七扭八。當時《人民日報》的編輯常跑到他家里要稿子，而周叔蓮也是個急性子，一大摞材料拿回來，頭天晚上看完，第二天就動手寫，一個晚上能寫上萬字。有時候思路形成之后，為了不打斷思路，常常是周叔蓮講，夫人記，之后在此基礎上周叔蓮再改。
　　2009年，周叔蓮迎來了自己的八十壽誕，吳敬璉、張卓元、汪海波等二十余位經(jīng)濟學界的知名學者會聚一堂，為他慶賀壽辰。席間，他們不約而同地揭起周叔蓮的“短”來――
　　“周叔蓮先生擔任過多屆孫冶方經(jīng)濟科學獎評委，每次評獎后，參評的圖書很多被他借走了�！�
　　“周叔蓮老師曾任經(jīng)濟管理出版社社長，他退下后見到后來的社領導，往往二話不說就問最近有什么好書�！�
　　這何嘗不是人們對一個愛讀書的人、一個經(jīng)濟學家最樸實的褒獎！
　�。ㄘ熑尉庉�/陳 思）
　　
　　后記
　　采訪結束的時候，我們問了周叔蓮的夫人彭韻倩女士一個題外問題：研究經(jīng)濟的周先生精通家庭理財嗎？彭女士笑言，他連去銀行取錢都不會！也許是沒聽清我們的對話，也許是還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周叔蓮老先生靜靜地坐著，像一尊雕像。一抹夕陽反射進來，給他和他那簡樸的家鋪上了一層溫暖的色彩。那是一個怎樣的家啊，房子沒有裝修，家具是舊的，一臺老式電視碩大笨重，就連喝水的杯子每個都不一樣。那一刻，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一個老經(jīng)濟學家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對名利的淡泊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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