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并主編《共產黨》月刊，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在中共“一大”上，他被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在上海的寓所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樓一底的青紅磚相間砌成的石庫門房屋，建筑面積74平方米，門額刻著吉祥圖案，內有小天井，底層是客堂。樓上前樓為李達的書房兼臥室，后面亭子間即編輯部，樓下是客廳。這里雖然挺簡陋，但周圍民居成片，門戶相仿，側身一閃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鎖定，便于隱蔽；一旦遇到意外情況，因前后有門，獨進獨出，四通八達，可以迅速撤離。
　　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號登載了《人民出版社通告》，闡明其宗旨和任務：“近年來新主義新學說盛行，研究的人漸漸多了，本社同仁為供給此項要求起見，特刊行各種重要書籍，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各書或編或譯，都經嚴加選擇，內容務求確實，文章務求暢達，這一點同仁相信必能滿足讀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發(fā)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中，則明確要求：“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須出書(關于純粹的共產主義者)20種以上�！苯浝钸_的具體籌劃，人民出版社擬定了內容豐富的出版計劃，準備推出“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譯，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其他讀物9種。由于那時環(huán)境十分險惡，條件非常艱苦，最終這些書籍未能全部出齊。
　　陳獨秀當年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及，僅數(shù)月的時間里，人民出版社已經出版書籍12種，各印3000冊。據(jù)查考，人民出版社實際出版書籍大約近20種，其中不僅有《工錢勞動與資本》(即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袁讓譯)、《勞農會之建設》(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李達譯)、《討論進行計劃書》(包括列寧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和《論策略書》，沈澤民譯)、《共產黨禮拜六》(即列寧的《偉大的創(chuàng)舉》，王靜譯)、《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即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成就與困難》，李墨耕譯)最早的中譯單行本，還有《共產黨宣言》(重印1920年陳望道譯本)、《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列寧傳》等書籍，以及《勞動運動史》、《俄國革命紀念》、《兩個工人談話》、《李卜克內西紀念》四種小冊子；此外，為紀念馬克思誕辰105周年和聲援各地工人群眾的革命斗爭，還先后印制了大量宣傳品和傳單。
　　李達在負責人民出版社期間，經常廢寢忘食地工作，所編印的書籍都通過可靠關系秘密運送到各地。李達在《中國共產黨的發(fā)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談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編輯、校對和發(fā)行工作，社址實際在上海，因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寫為‘廣州昌興馬路’�！碑敃r廣州是孫中山領導的根據(jù)地，人民出版社為確保安全，編輯的書籍標明由“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寫作“廣州昌興馬路二十六號”，使敵人無法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進行查禁。廣州昌興馬路26號原是遭法租界巡捕房逼迫由滬遷粵的新青年社社址。該社后來搬至隔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號曾發(fā)布啟事稱：“本社現(xiàn)已遷移隔壁，即昌興馬路二十八號，一切信件均請寄至此處�！�1922年11月，李達應毛澤東函邀前往長沙，去湖南自修大學工作。翌年夏秋間，人民出版社歸并到廣州新青年社。(順便說明，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在河北保定又有黨領導的人民出版社，叫北方人民出版社，由王辛民負責，曾重版《共產黨宣言》等幾十種書籍。)人民出版社雖獨立存在的時間不長，但為促進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所以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fā)展(提綱)》中指出：“人民出版社……為我黨言論機關，出版了很多書籍，對思想上有很大的影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社址與中共“二大”會址為同一處。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根據(jù)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李達在《關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中回憶：“第二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十五六人)一共開了三天大會，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幾處地方舉行的。第一天的大會是在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舉行的。第二、第三兩天的大會是分別在一個地方舉行的，里弄和門牌號碼我記不得了，但都在英租界，這是千真萬確的�！边@表明，鑒于中共“一大”曾遭法租界巡捕房騷擾，中共“二大”采取了更嚴格的保密措施，每次會議都更換地址。
　　關于“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這個門牌，曾引起爭議：輔德里弄內總共有49幢房屋，怎么可能出現(xiàn)“625號”呢?然而，1922年3月上海出版的《婦女聲》雜志登載平民女校招生廣告時，其中也明明白白寫著報名地址為“南成都路輔德里632號半”。原來，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兩租界合并而成)早期的房屋門牌較混亂，沒有一定的規(guī)則。每條弄堂建成后，均由工部局捐務處按所在馬路的門牌次序來續(xù)號，令人生惑的“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其實就是“南成都路625號”。為改變這種狀況，工部局從1930年開始整頓馬路兩旁的門牌，均由東向西或從南往北編號，遇到弄口只編一個號(弄內房屋另編門牌)。據(jù)《工部局年報》記載，上海成都路(由北成都路、南成都路合并而成)的門牌是1932年重編的，此時“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改為成都路7弄30號。抗戰(zhàn)勝利后，因為附近貝諦鏖路更名成都南路，所以成都路便改稱成都北路。
　　1958年，李達專程到上海協(xié)助尋訪重要的革命舊址，指認成都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為自己昔日的寓所，隨后中共“二大”會址得到了有關部門確定，早期人民出版社社址也被勘實。
　　1950年12月，根據(jù)中央安排，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建。
　　
　　(摘自《文史雜志》2011年第3期。部分圖片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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