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實中受害人申請國家賠償阻礙重重，所獲賠償又少得可憐，國家賠償法曾被人戲稱為“國家不賠法”。這部被寄予“大修”期望的法律，終于迎來了全國人大的首次審議，產生了一些被人稱許的變化。
　　
　　在得知國家賠償法有望引入精神損害賠償后，佘祥林對記者說，我已經沒有機會了，但我為那些還在里面可能被冤枉的人高興。
　　2005年佘祥林殺妻冤案震驚中國，平反后佘祥林提出437萬國家賠償，其中精神損失385萬。因于法無據(jù)，佘祥林最終得到45萬國家賠償。佘案也因此成為國家賠償法急需修改的例證之一。
　　現(xiàn)實中受害人申請國家賠償阻礙重重，所獲賠償又少得可憐，國家賠償法一直被人戲稱為“國家不賠法”。這部被寄予“大修”期望的法律，終于迎來了全國人大的首次審議。
　　
　　“精神”賠償爭議余音未絕
　　
　　從草案可見，這次國家賠償法的核心修改主要有三：一是將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二是取消賠償機關“確認”侵權的程序，加速賠償效率，三是將賠償機關先向當事人墊付，再向財政申請費用的做法，變更為賠償請求人直接向財政部門拿錢。
　　記者采訪證實，上述修改內容得到了學界、司法實務部門以及國家賠償親歷者的共同肯定。
　　精神損害賠償?shù)拇_立引發(fā)了最廣泛熱議，輿論普遍贊許這一可喜進步，從此將結束國家賠償“不賠精神”的狀況。草案在相關條款中增加了：“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精神損害賠償在民事侵權賠償中早已確立，能否在國家賠償中引入，一直是個問題。而現(xiàn)行國家賠償法對精神損害賠償僅僅停留在“賠禮道歉”層面。
　　了解國家賠償法修改進程的專家承認，引入精神損害賠償與個案推動有直接關系。麻旦旦案、無辜羈押28年的廣西謝洪武案以及佘祥林案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外界對精神損害賠償?shù)暮袈暋?
　　馬懷德表示，國家侵權對公民造成的精神損害相比民事侵權范圍更廣，程度更嚴重�！叭说淖饑涝诟鲊鴳椃ㄖ型�往居于各項基本權利之首。對精神痛苦進行金錢慰撫，是對公民權利予以更高層次的救濟�！彼�認為，隨著我國國家財力的加強，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負擔能力。
　　精神賠償?shù)降踪r多少合適？在草案審議期間，部分代表提出是否規(guī)定上限，便于實際操作。而一位人大官員解釋，考慮到現(xiàn)實中這類情況非常復雜，法律難以對精神損害的賠償標準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定，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據(jù)實踐作出具體解釋。
　　馬懷德則建議，精神賠償數(shù)額可以綜合考慮幾個因素，侵權機關的過錯程度、侵害手段的惡劣程度以及受害人精神損害的嚴重程度。
　　按照草案，“造成嚴重后果”才予以精神賠償，這一前置條件也遭遇不同意見，有人擔憂這會成為行政或司法機關拒絕賠償?shù)恼�當“理由”。一位專家組成員向記者表示，專家建議并未提出“嚴重后果”，這應該是吸收了其他部門意見的結果。
　　
　　改造“自證其罪”的賠償機制
　　
　　按照現(xiàn)行國家賠償法規(guī)定，受害人向侵權機關申請賠償，必須先由侵權機關自己確認是否屬實，換句話說，佘祥林被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起訴，他如果要申請國家賠償，必須先獲得檢察院的確認――“是的，我們錯了，我們可以賠”。這一侵權機關自行確認“侵權事實”作為國家賠償前提條件的做法，有專家稱為“與虎謀皮”。
　　被喻為“河北佘祥林”的張新亮，2005年12月無罪釋放后申請國家賠償，整整兩年后才得到邢臺市檢察院和邢臺中級法院的確認。實踐表明，賠償義務機關往往以各種理由不確認或對確認申請拖延不辦，申請人向上一級機關申訴又往往行不通。受害人常常以為拿著一紙無罪判決就能順利得到國家賠償，但現(xiàn)實是他們必須面對一道又一道確認程序。
　　一位北京區(qū)級法院法官告訴記者，他們院每年200多宗案子，國家賠償不到20宗，多是向公安索賠的治安類案件。但出于“不愿賠”的“自�！毙睦恚�最終公安和法院均予確認賠償?shù)囊簿腿�、五個。
　　修改后的國家賠償法計劃廢除賠償機關這一“自證其罪”的環(huán)節(jié)。修改后將規(guī)定，賠償義務機關應當在受到申請兩個月內作出是否賠償?shù)臎Q定。如果不予賠償，申請人可直接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請賠償。這等于降低甚至完全拆掉了申請“門檻”，加速了賠償進程。
　　現(xiàn)實中，好不容易申請到國家賠償?shù)�拿不到錢的情況也比較普遍�！昂颖辟芟榱帧睆埿铝寥ツ�11月終于被河北高院認定了18萬余的國家賠償，但至今未得分文。邢臺檢察院和法院都很無奈地對他說，辦公經費緊張，沒錢。
　　現(xiàn)行做法是，在賠償責任確定后，由賠償義務機關先向申請人墊付賠償金，然后再向同級財政申請核銷賠償費用。有的地方甚至要求賠償機關先處理責任人并追償后，才能向財政申請核撥。
　　國家賠償法草案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表示，經費支付方式的改變將部分地解決行政或司法機關“不愿賠”的逃避心理，更是從“機關賠”向“國家賠”的實質轉變。
　　一位北京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坦承，這一變化會大大減輕案件承辦人和檢察院的雙重壓力。他舉例介紹，他所在的檢察院因對一位當事人做出不起訴決定，此人因而以“錯捕”要求國家賠償。檢察院拖了四年后才賠，一是因為上報確認程序復雜，二是心里別扭，個人受非議，單位還要拿錢，多少是個“負面新聞”。
　　專業(yè)人士分析，取消“確認”和改變支付這兩大改變將成為解決國家賠償法運轉不力的“超級潤滑油”。
　　
　　扯斷國家賠償和錯案追究的聯(lián)系
　　
　　一直以來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國家賠償法“不靈”的罪魁禍首，是其背后捆綁的可怕的“錯案追究制”。“誰也不愿承認有錯，更不愿為此承擔責任，原本用來救濟受害人的國家賠償，就因可能觸及執(zhí)法機關和執(zhí)法人員的個人責任最終落空了”。馬懷德認為，只有將支付賠償金的職責固定于統(tǒng)一的財政或者基金組織，扯斷國家賠償與錯案追究之間的不當聯(lián)系，才有可能拯救國家賠償制度。
　　在這個核心問題上，國家賠償法的修改未能作出重要改變。姜明安教授認為，未來修改只要將賠償法中“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權取得國家賠償?shù)臋嗬�”中的“違法”二字去掉，這個問題將迎刃而解。
　　最高人民檢察院賠償辦主任劉志遠并不同意外界對國家賠償法“口惠而實不至”的批評。他以幾個數(shù)據(jù)向記者證明了檢察機關在國家賠償方面取得的進展。他披露，過去幾年，檢察機關的決定賠償率一直以十個百分點的速度遞進，去年賠償率達到了70%，支付賠償金兩千多萬元。
　　一位司法系統(tǒng)內部人士表示，在國家賠償方面不能賦予司法機關“推卸責任”的刻板印象。他認為實踐中很多情況很難以“違法”歸責，如果被扣上“錯案”帽子要求機關承擔賠償、個人承擔責任，確實不夠公平。比如說，因為拘留、逮捕的標準不同于起訴判刑標準，不能因為不起訴、判決無罪就反推原來的拘留、逮捕錯誤。因此，他認為現(xiàn)行國家賠償法在一些原則上尚顯機械和模糊，有進行修改的必要。
　　比較集中的建議還包括，建立一個超脫統(tǒng)一的國家賠償機構，可以考慮將其設置于全國人大、司法部或財政部之下，徹底將“機關賠”轉化為“國家賠”，同時徹底解決基層財政支付賠償?shù)睦щy狀況。
　　在賠償標準方面，提高賠償標準的呼聲一直很高。按現(xiàn)行標準，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以佘祥林冤案賠償為例，佘祥林蒙冤坐牢4009天，2004年度職工平均日工資為63.83元，佘祥林因此獲賠25.58萬元――這是一個荒誕的賠償公式，輿論評價說。
　　（摘自10月30日《南方周末》，作者為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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