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外交有許多可以玩耍的平臺，其中玩“文字游戲”是最逗人的，但也最煩人。 　　我在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工作期間，幾乎天天都需要參加磋商安理會的各類決議草案、主席聲明稿和其他文件。外交無小事。每次，我都是“奉命”與其他國家的同行玩幾把“文字游戲”，樂此不疲，并在這個過程中體驗到了酸甜苦辣。
　　
　　說好英國話
　　
　　聯(lián)合國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六種正式語種，但“銷路”最廣的是英文。在安理會的全體磋商中，大使們散發(fā)的決議草案或安理會主席聲明稿通常都是英文的。法國、俄羅斯、中國等其他語種的國家在散發(fā)案文或書面修改意見時，也各自事先將案文翻譯成英文。安理會主席每天在會后向新聞界吹風時，也不得不使用英文。秘書處一位工作人員曾私下告訴我，安理會的各種報告和文件，一般都是英文稿先送付印，其他語種隨后跟進。
　　在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內部磋商時，大使們除了見面時友好地用對方的語言打個招呼外，在實質性的討論中均使用英文交談。在五國專家磋商具體案文時，更是圍繞英文的案文大說英國話！因此，有人編了一句警世名言：“學好英國話，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在安理會工作期間，參加過不少五個常任理事國專家級的案文磋商。我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即英國的外交官通常詞匯量大，比較注重遣辭造句，在各方爭執(zhí)不下的時候，常常能急中生智地“拋”出一個詞，及時為其中一個國家解圍。
　　美國的外交官喜歡使用簡明直率的表述方式，有什么說什么，不追求什么文字修飾，也不講究語音語調，因此說話顯得“粗魯”，常常得罪其他四國同行。
　　法國外交官說英文時，法語口音重，有時聽起來有點滑稽。據說法文的邏輯性比較強，難怪法國外交官一般都善于與其他四國同行“較真兒”，直到他認為最后的英文案文詞能達意才高抬貴手，點頭放行。
　　俄羅斯的外交官不怎么注重英語語法，也不講究句長句短，有時提出的英文案文甚至連動詞單復數(shù)都有誤，但在選用關鍵詞的時候，卻非常認真，一是一，二是二，不輕易同意改動。
　　我國外交官多從“英國語言文學學士”一檔起家，基礎扎實，政治素質和業(yè)務素質高，加上我國漢語具有豐富的內涵，因此，在五國磋商中通常顯示出自己的優(yōu)勢和特點。
　　我在參加案文磋商和“英文大戰(zhàn)”時，常常注意向同行學習，以便達到“借雞生蛋”的目的。我第一次參加磋商時，就發(fā)覺大家不愛用“我國政府怎樣怎樣”的說法。如美國人動不動就說“華盛頓認為什么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什么無法接受”，英國人也開口閉口使用“倫敦建議什么什么”之類的說法。我也干脆使用“英文思維”，當場來了幾句“北京覺得應該如何如何”之類的話，結果一下子將對方“打蒙”了。第二天，當俄羅斯和法國外交官分別通報“莫斯科和巴黎亦同意”的反饋后，磋商才告一段落。
　　我后來還做了一手準備，以防萬一。我想，一旦對方改用“白宮、唐寧街、愛麗榭宮、克里姆林宮”之類的說法，我會毫不猶豫地啟用“中南海”一詞。
　　“東風吹，戰(zhàn)鼓擂，現(xiàn)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在初中的時候整天背誦的一句“文革”口號，用在這類具體磋商中恐怕是最合適不過的。
　　記得有一次，我參加安理會制裁伊拉克委員會（現(xiàn)已解散）的討論時，美國代表羅斯先生對委員會放松一些人道主義物資到伊拉克蓄意予以阻攔。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引起了委員會其他代表的反感。大家紛紛表示，那批人道主義物資就是用于人道主義目的的，勸告美國不必“杞人憂天”。我亦在會上用英文發(fā)言，并用大學時候學到的一段英文“繞口令”對羅斯先生做了奉勸：“Don"t trouble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意為：要是麻煩不來麻煩你，最好甭再麻煩找那麻煩去）�！绷_斯先生的英文功底可能“薄”了一些，當時一下子反應不過來。后來，他聽了鄰座英國代表阿倫先生的小聲解釋后，才回過神來。他最后表示，愿意將會上大家的意見報告華盛頓，以便重新予以“認真研究”。
　　
　　猶如天書
　　
　　安理會是聯(lián)合國內最重要的政治機構，安理會的決議可以帶有強制性。因此，安理會各個理事國在草擬安理會的決議時，都十分注重案文的措辭。由于各國對某一問題都有不同的考慮，因此，理事國大使們在草擬案文時都會豁出老命，爭取最好的結果。到最后，一項決議便是各方妥協(xié)的產物，是由你一言我一語的外交辭令拼湊而成的，不但語法狗屁不通，而且用詞怪僻無比，無法破譯。我國前常駐聯(lián)合國副代表王學賢大使就在一次安理會上干脆將這種決議戲稱為“天書”！
　　這種“天書”的確使人頭痛。要讀懂“天書”需要很深的“功夫”和智商。聯(lián)合國維和部就曾多次抱怨，安理會通過的決議中，關于部署、擴大或延長某一項維和行動的措辭有太多的外交辭令，到實施時很難做到“穩(wěn)、準、狠”。一些出兵國亦多次要求安理會的決議做到目的、授權、任務“三明確”，以免維和士兵在執(zhí)行時理解不準確而耽誤了大事。這些國家的代表指出，如果某項維和行動日后真的“出事”或“出格”，根據這種模棱兩可的決議進行秋后算賬，恐怕都有困難。
　　在安理會磋商文件其實是一種多人參與的國際游戲。由于各國代表立場不同、關切不同、要求不同、水平不同、理解不同、性格不同、語言不同，玩這種文字游戲是非常費時費力的。許多時候，磋商一項巴掌大的聲明稿就猶如一場“上甘嶺戰(zhàn)役”似的，各方寸土必爭，圍繞一個小字眼爭得面紅耳赤。
　　此外，由于起草安理會決議草案或主席聲明稿大都需要參照以前已獲通過的文本措辭，有時甚至只需要照葫蘆畫瓢，因此，大家每次都非常重視文件的“調門”。有了前面文件的“第一胎”，后面需要“多胎生產”的文件就自然順利多了。難怪每個國家的大使和專家在玩此類文字游戲中，都會爭個你死我活。他們常常六親不認，也不理會所謂國家之間已有文件規(guī)定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只認本國政府的最高指示。
　　在聯(lián)合國工作的各國大使經過外交沙場上多年的“摸爬滾打”，都成了談判文件的高手。如在安理會全體磋商中，當某國大使表示：“本代表團將把某某代表團在磋商中提出的意見或新的案文報告首都。”別以為他真的要立即報告其政府去認真研究接受，這只是緩兵之計而已，說不定他心里早已“有數(shù)”。
　　還有，在討論具體決議草案時，大使們還喜歡先向對方表白一句：“本代表團有一個小小的修改意見。”別以為這真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這只是麻痹對方的“斗爭意志”而已。大家一不留神，就很有可能讓一項實質性的修改案文獲得通過。
　　另外，在安理會的正式會議上，正在作長篇解釋性發(fā)言的大使在人們聽得不耐煩的時候，會大聲說一句“在我結束發(fā)言前，我還想強調指出……”之類的“行話”。別以為他很快就結束發(fā)言和離開席位，說不定他還要口若懸河地再講上10分鐘。
　　還有一種做法常讓人上當受騙。在安理會激烈的磋商中，為了爭取主席不要打斷其發(fā)言，有些大使在爭得發(fā)言權后，都會先解釋一句：“我的發(fā)言將會非常簡短�！眲e以為他真的是快說快完，很可能他的發(fā)言沒完沒了。
　　
　　換湯不換藥
　　
　　1991年9月，地處中美洲的海地發(fā)生了軍事政變，時任海地總統(tǒng)阿里斯蒂德不得不流落他鄉(xiāng)。海地的局勢也隨之惡化，大批難民冒險乘船，外逃至美國。
　　美國對于后院起火深為擔心，遂通過其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推動安理會于1993年通過了一項決議，授權向海地派遣維和行動。這項行動取名為聯(lián)合國海地特派團。
　　后來，海地局勢有所好轉，一些國家認為應該逐漸縮減該特派團，并最終結束該項維和行動。美國人還真的有轍兒，為了讓該項維和行動能繼續(xù)進行下去，竟想出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即每到期滿時，都設法為這項行動改取一個新的名稱。結果，聯(lián)合國在海地的維和行動先后換過如下的名稱：聯(lián)合國海地特派團（聯(lián)海特派團）、聯(lián)合國海地支助團（聯(lián)海支助團）、聯(lián)合國海地過渡時期特派團（聯(lián)海過渡團）。其中有一次還鬧出過笑話。如美國人在1997年11月建議將該項維和行動改稱為聯(lián)合國海地民警特派團（聯(lián)海民警團），誰知這個名稱的縮略語(MIPONUH)據說在海地是一句罵人的話！這恐怕是美國人始料未及的。
　　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處方”后來也被歐洲的盟友“克隆”了過去。如為了繼續(xù)保持該項多國部隊行動，歐洲國家便要求將聯(lián)合國授權在波黑設立的多國部隊兩次改名，從原來的“多國穩(wěn)定部隊”（SFOR）搖身變成現(xiàn)在的“多國執(zhí)行部隊”（IFOR）。名稱雖然改了，但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隊伍還是那支隊伍。
　　總之，安理會的事兒再難，也難不倒能說會道的各國外交官。還是那句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責 編：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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