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極權而封閉的時代，官場時髦可以從上至下在全國推廣開來，在民間得到普及(時間是漫長的)。比如在贛南，我就知道，在1950年代初期，一些不怎么富貴的家庭，宗祠或家里掛的男女祖宗像（畫），祖宗都是身著清朝的官服，戴的是清朝官帽（女人則宮廷貴婦人的發(fā)式和服飾）。其實這些“祖宗”并沒有做清朝的官，也遠非貴婦人，山高皇帝遠，這些家族或家庭不過是崇拜向往一種官場富貴，屬于一種“富貴秀”罷了。自然，清庭自會借鑒前朝宮廷的富雍華貴，推出一種新的官場時髦，于是全國上下莫不以新的官場時髦為正宗，為效仿的藍本。前現(xiàn)代各個國家的情況都差不多。

　　仔細玩味，自古到今一浪攆一浪的官場時髦里，作為開國君主，其作派確有顧盼自雄的意味，就是說，華麗富貴出自其內心，他們覺得自己有本錢也有資格揮灑官場秀，如此時髦具有一定的血肉和血性，形成文化積淀，臣民百姓莫不頂禮膜拜而仿效，“漢官威儀”昂然而立。由于將官場時髦程序化——既形式也內容化了，不會讓人覺得是時髦，而覺得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必需。

　　官場時髦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國家——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表現(xiàn)，在現(xiàn)實中國則是執(zhí)政黨意志的表達。不過它大于國家意志，因為它的驕奢淫逸和擺闊并不是國家意志能夠涵蓋的，只是統(tǒng)治階級獨大自雄的派生物，與治下的臣民內外呼應，它也就形成了這么一種政治現(xiàn)象和文化現(xiàn)象。

　　推翻清朝，中國進入現(xiàn)代，情形依然。同是現(xiàn)代，一些國家如英國日本，只是延續(xù)和保持著“皇室時髦”，官場則與此不怎么相干，因為它是公民選出來的，必須遵照朗朗明規(guī)則。沉浸在“官場時髦”里不可自拔的偌大中國，倒是全球的典型。比如孫中山的“中山裝”，蔣介石的光頭“發(fā)型”，毛澤東的“發(fā)型”和“語式”，綠軍裝，好大喜功的種種作派，都曾經或正在被社會廣泛地模仿。當然，花樣翻新的官場時髦在現(xiàn)當代中國，總是伴隨諸如“革命”、“人民”、“改革開放”、“三個代表”、“與世界接軌”、“和諧”等尊貴而華美的包裝�？v然每一位最高執(zhí)政者都有其理論與實踐的著眼點，并不相同，在我看來，由于核心構件原封不動，我寧可看作是一種花樣翻新的官場時髦。

　　從形式即內容角度，作為一種政府行為，“官場時髦”自有其相應的內容，但與其所造成的“知識偏廢”相比，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后者顯然大于前者。不過，各個層面的“知識偏廢”現(xiàn)象是難以察覺并引起注意的。

　　不要多久，如此“官場時髦”就會演變成沒有“血肉”的空殼，成了一種“護身符”，成了不含金質卻又炫目的“鍍金粉”，一種外表與內質相分離的空洞作派，其“內質”就是官員們明里暗里對自身和圈子利益的追逐，而故意炫耀其“外表”，制造神秘，既誘惑又嚇�！叭ν狻钡娜�，最大限度地減少競爭者和覬覦者。

　　在可以公開講利益及追逐利益的今天，各種利益集團莫不挖空心思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但在現(xiàn)實中國，官場為至尊，利益集團代言人于是憑借“官場時髦”煞有介事地說事。其結果，一方面為“官場時髦”推波助瀾，另一方面為本集團和個人攫取最大利益。前些年我在某機關曾見厚厚的精裝本《論“三個代表”》（大意），其中文章大都是縣市領導干部和中層干部所“寫”，其實都是些冠冕堂皇的政治表態(tài)，表示一種政治身份，也包含想往上爬和擠進“核心圈”的算計，利用“槍手”代寫（也在網上互相抄襲）和官僚系統(tǒng)內部推銷，擺在辦公室里純粹裝門面，有幾個人會翻看？轉眼到“科學發(fā)展觀”成為官場時髦的年代，頗具政治敏感的官員把《論“三個代表”》一類書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聯(lián)系貪官層出不窮的現(xiàn)實，這些鼓吹“官場時髦”的人表里不一的行徑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只要一種官方新提法（所謂創(chuàng)新）——官場時髦出現(xiàn)，下面呼應式、應付式過度闡釋便如雨后春筍冒出，乍看，官員們多熱情，水平多高呀。其實連他們本人也知道這是一種“空轉”，進入政治程序必要的空轉。因而特定的“官場時髦”這一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內容”必然越來越稀薄了。

　　如此種種作派里，作為官員隊伍中的一員，不管你是中學水平大學水平，還是海歸博士、本國名牌大學博士，文章水平都差不多，缺乏原創(chuàng)則是一致的。那些洋博士土博士的學識底氣與風采哪里去了？被偏廢了。

　　于是不能再回避“知識偏廢”這個問題。

　　二

　　這里，我倒不想把筆力放在官員如何表里不一致的分析上，而是想到那些為種種“官場時髦”推波助瀾的干部們，他們都具備大�！�—本科——研究生——博士學歷呀，從這些學歷所蘊含的學識，早就應該大大超過寫“論三個代表”一類應時文章的水平呀，為什么還以“中學作文”水平為炫耀？只能是這樣的解釋：一是如此高學歷是用的公費，自己并沒有用心用腦攻讀，反正回來能做官；
二是中國做官不需要很多專門知識，學歷只是“敲門磚”，只要跟頂頭上司保持一致，才會有真正的前程；
三是專門做給權力看的政治表態(tài)；
四就是認真學了，所學其實不為中國官場所用，進入中國官場還得學習并熟悉官場規(guī)則（包括潛規(guī)則），掌握另一套知識，甚至從頭來過，就是說，只能讓自己原先用以立身的現(xiàn)代知識偏廢了。

　　準確地說，在中國，單位一把手（黨委）就是最高水平，副手們只有踐行其“設想”，決不能違背其“設想”，只能在其“設想”中創(chuàng)造性進行工作（以上述為例，你只能圍繞上面欽定的口徑“思想解放”地闡釋“三個代表”，決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螺絲殼里做道場，所以，你即使才高八斗富有全球視野具有良好的現(xiàn)代學識，你也不能“露崢嶸”。你只有耐心熬，等到你做了第一把手，才能稍稍施展你的某些真正學識，為什么說是“稍稍”？因為其時你仍在某個官僚系統(tǒng)之中，你仍有頂頭上司，你的所作所為還是不能出格，注定要“知識偏廢”。還有，你此時又是部下的頂頭上司，你自然也會要求部下與你保持一致。何況你進入了官場，官場的諸種實惠、誘惑和隋力乖乖讓你許多知識偏廢。這么說，只要你進入官場，成了“官場時髦”的一個組成，不管你學歷（真才實學的學歷）再高，知識的偏廢是相當驚人的，甚至作為立身之本的人格和正常人的情懷也會被偏廢掉。而且，由官僚系統(tǒng)到整個社會層面，都只能闡釋一個調門，別的真知灼見被一概視為別有用心的雜音，而受到排斥。借用陳行之先生說的“國家意志（應該視為政黨意志——李注）對知識分子人格的切割”，官員頭腦中的許多思想和知識自愿被切割了。

　　何止是對知識分子，官場時髦對非知識分子身份官員的思想切割也是如此。比如，1950年代初的官場時髦是“起用工農干部”，70年代是起用工農兵大學生（跟時下選拔大學生到鄉(xiāng)村任職差不多），除成分好政治可靠，他們具有一定的鄉(xiāng)土情感和基層經驗，也了解底層的真實情況，也算是一筆基本知識吧，在理論上以確能為執(zhí)政黨注入新鮮血液做論證，可是在57年反右，60年大饑餓，70年代農村每況愈下的情勢下，他們整體上失語了，他們身上的“基本知識”被官場切割了，就是說，在他們基本知識中有相當部分是官場不喜歡的，不為官場所用，這其中就包含鄉(xiāng)土樸素的人格和良知，本真意義上的鄉(xiāng)情（這一概被稱之為非無產階級思想）。它們都被國家意志切割了，當時最高當局就有“講良心多了，就離馬列遠了”的革命告誡。由此可見，官場的封閉性、狹隘性及排他性，對知識的套用和切割歷來如此，每一次“官場時髦”之后，只是表面上稱許頌揚“正確及時的決策”，實際上又是一次大面積的“知識偏廢”。

　　于是常常出現(xiàn)這么一種盛況：一種官場時髦（政策）造成了餓孚遍野生計維艱，而基層干部（包括知識分子）和主流媒體卻一味歌功頌德；
外國某記者拍攝了落后卻真實的中國生活場景，我們卻義憤填膺地聲討人家，拍著胸膛說“我們生活在幸福之中”。真實的人心和生活墜落于“沉默的視野”，圍繞官場時髦我們可以編造一個又一個很稀薄甚至不存在的“真實”來。

　　從這里，我們可以掂量，在最基本的人心層面，社會是進步、停滯還是倒退了。整個社會（大學到社會，權門到底層）的“知識偏廢”大面積而持續(xù)地發(fā)生著。

　　三

　　當下，“最年輕市長”周森峰的個案正好又提供了這方面的例證。

　　周森峰是提倡年輕化高學歷的“官場時髦”中有幸成為宣城市長的。他有清華大學碩士的知識背景。且不糾纏他的讀碩論文的抄襲一事，這也是從清華北大培養(yǎng)行政官員——大學價值取向的一個成果。因為當代好幾個國家領導人都出自清華，清華也就進入了“官場時髦”圈，清華頭頭順勢利導，以哈佛牛津出了許多國家政要的國際視野自許，也把清華當作培養(yǎng)中國政要的搖籃，能立竿見影地獲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自不待言，年輕的周森峰為官也就浮出水面。按照中國做官的程序，周森峰有清華碩士的知識背景，也還得去黨校泡一場，明白一些為官的明規(guī)則，感悟一些官場的潛規(guī)則。于是與“博士”相對應的現(xiàn)代知識注定受到偏廢，“博士”已跟相應的知識不相干，只是一種符號一種光環(huán)罷了。

　　在中國速成培養(yǎng)各級官員的有黨校。為什么中央黨校不具備清華這樣的聲望呢？道理很簡單，清華具有國際聲望，說確切一點，如同北大以人文社會科學著稱，清華以自然科學著稱，而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的年代，清華也就愈加顯眼了。應當承認，在科學技術研究方面，清華確有其長，其學子確有視野開闊科技底蘊綿厚的“學識儲備”，它是用其長而步入中國官場時髦之圈的。也可以說，它是以其全球大視野而進入官方小格局的，而且以小格局自許自雄，且不說它背離了因它培養(yǎng)了像羅隆基、聞一多、吳景超、吳晗等而稱譽天下的“清華精神”，不說它在階級斗爭年代仍保持自然科學研究的某些優(yōu)勢，它步入官場（官僚化），它與官場時髦合為一體，把培養(yǎng)高級行政官僚成為自己的特色，就必定把中國官場的時髦即虛假帶進來，既然某些學子注定以后是相當級別的官員，碩士或博士論文做一點假有什么關系呢？君不見，全國從上到下培養(yǎng)各級官員的各級黨校絕大多數(shù)都在不同程度做假，所在黨校和學子本人共同做假，還不是先后做了官——做了大官？這在官場上就叫“變通”。其實就是圖時下盛行的——大專、本科、研究生、碩士、博士——官場時髦的一場演繹罷了。在其人履歷上顯示份量，在對外界介紹上顯示水平，在官職晉升上顯示實力，在民眾中顯示官方與時俱進。不過在實際層面，必定遭遇“知識偏廢”的命運。

　　按照中國官員提升的既定臺階，即使周森峰坐“直升飛機”，也還得站某幾個臺階（即使時間短暫），這就意味著他必須進相應級別的黨校進行再學習，于是“知識偏廢”自自然然發(fā)生了——他必須付出“知識偏廢”的代價。（這在一些海歸做官者那里更是如此。）這種知識偏廢過程在幾個層面發(fā)生，一是黨校洗腦，用政治意識形態(tài)取代現(xiàn)代大學里富有全球視野和知識儲備的人文與法制精神；
二是在工作實踐中，作為副職，如前所述，他必須適應頂頭上司與其保持一致（這樣才有“轉正”然后施展自己才能的可能，其實這也是他的一廂情愿），因而他一些知識不能不偏廢。如此折騰或“淘洗”，只能是不斷偏廢屬于自己的知識，不斷增強依傍上司——體制的慣性和隋性，但他仍披著清華的光環(huán)，以此作戰(zhàn)勝競爭對手的一個官場時髦的法碼。也就可以肯定，他以后即使官居高位，由于自身知識不斷偏廢，也不會有大作為，他只不過演繹了一番“官場時髦”而已。情形同20世紀70年代推崇工農兵大學生差不多，只不過對基層如何進行政治運作增加一些感性經驗和人生經驗，這樣得來的知識比在大學里學的知識大大縮水則是肯定的。

　　偏廢的知識里，我以為最重要的是人文情懷人格精神遭到慘淡的淘洗。

　　我們不能要求周森峰具有上述“清華精神”，就在他出于真心多學些現(xiàn)代科學技術知識的碩士生涯里，在清華培養(yǎng)中國政要的氣氛里，他是把“官場時髦”看在眼里熱在心頭的。顯然，得益于官場時髦比寂寞地進行某項科學研究，名利實惠來得快，在這樣的時候，“人生在世還不是圖舒適尊榮”、“做官做府還是圖個肚子”（贛南土話）的人生精神標桿取代了心里原有的抱負，“站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就自自然然出現(xiàn)了，“大學精神”水流花謝，但在外表上倒可以亮出堂皇的理由：做官做大官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

　　周森峰幸運地做了市長，是官場時髦的產物，他自己也就構成了官場時髦的一環(huán)（如視察時有人給他提包打傘），這樣我們就能明白，時下社會生活中五花八門的“年輕化”、“高學歷”、“大學生任村官”、“海歸做高官”、“清華選拔生”之類，全是“官場時髦”的演繹，對基層——社會文明進步的推動作用等于零。我就近觀察了從外地到縣里鄉(xiāng)村做小官的若干大學選拔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在一把手指揮下工作，在工作效率上倒不如本地干部，而且與本地干部產生了矛盾：他們阻遏了一步步上來的本地干部的“晉身之路”，因為封官許愿成了調動干部積極性的唯一辦法，所以要說如是大學生能充分利用其知識來刷新和推動工作是不現(xiàn)實的，他們只有忍耐必須熬，他們根本不能影響更不能改變工作所在地的政治經濟，“知識偏廢”可見一斑。如果要說若有收獲，就是近距離看清了基層的真實狀況，從基層角度了解中國官僚系統(tǒng)的運作狀況。拿周森峰做例子，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些官場時髦，他沒有做市長，誰做市長（另外一個尋常大學生或黨校生）結果都差不多。由一個平常的大學生做宣城市長，社會關系網（社會資源）會有所不同，宣城市的GDP——經濟發(fā)展也一樣，“名牌大學生”更多的是給國民的一種“領導年輕化高素質”的心靈安撫，對他對社會，“知識偏廢”卻是不爭的事實。

　　四

　　如此說來，又怎樣解釋外國的名校出政要的現(xiàn)象？難道他們也像中國一樣，也是一種官場時髦和知識偏廢？據我很有限的知識，知道外國名校如哈佛牛津，它們是獨立于政府的，不屬于黨政，它們是從社會學意義開設相關課程，如現(xiàn)代意義的司法、法制、政治、人文、社會學，學子畢業(yè)后可以從政，也可以經商，可以繼續(xù)做研究做學者，可以從事其他職業(yè)，但無論從事什么職業(yè)，其建立在普世價值之上的理念和常識，是與在學校學的一脈相承，以后的社會工作社會生活，是原有知識的合理性延伸和充實，所以外國一些政要在離職后可以選擇另外如教書和從事研究的職業(yè)，他的經歷和知識沒有白廢。對他們來說，精神格局越來越大，而不像我們舍大格局而“鉆進”小格局，心胸也為之縮小，做了若干年行政官員，一旦退下，什么也不會，原先在大學里學的早已荒廢了，只能以“我是某名校高材生”自慰。

　　當然在絕對意義上，不管是大學生還是中學生，一旦他選擇某個職業(yè)，就意味著他腦中的一些知識會偏廢，或者說更新，就像人吃了米飯和營養(yǎng)有所取舍，但不能把它跟中國社會大量存在的知識偏廢相提并論。就是說，有一種正面價值占主導的知識偏廢（知識更新），這樣的偏廢不損其人格，有利于社會服務和社會文明；
也有一種負面價值占主導的知識偏廢，這樣的偏廢以人格和心靈扭曲為代價，周森峰做市長屬于這一類，他肯定會碰到諸如“替老百姓說話還是替共產黨說話”的兩難問題，按照一般規(guī)律，他自然會選擇后者，說委婉動聽一些就是“通過替共產黨說話來實現(xiàn)替老百姓說話�！�

　　在一個大官場小社會甚至無社會的中國，官場一個舉措馬上成了官場時髦，隨即極快地演變成全國的時尚。所謂大官場，就是官家無處不在，它管到了人的衣食住行思想言論甚至私生活，全社會的人做什么事都得看官家的臉色；
所謂小社會或無社會，是與官場相對而言，官家大社會自然就小。

　　然而官場再大，都懸浮在社會之上，就是說，在絕對意義上，社會永遠大于官場（互聯(lián)網的輿情可見證），我的意思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社會決不是指如蚊蠅般庸庸碌碌討生存（正是知識偏廢的社會性結果）的人所組成的“天然社會”，而是有代表各利益群體（物質的、精神的、富有人尊嚴的）訴求的民間團體和表達機構，群體的、個人的愿望得到真實的表達，官家做為第三者保護和協(xié)調各方，人的全面發(fā)展才能步入正常軌道，這樣的社會才富有真正的生機活力，文化和精神才能良性積累，社會進步才能實現(xiàn)，此乃社會的正常生態(tài)。

　　只要對現(xiàn)代中國生活有所感覺和體驗的人，就會知道我們仍處在本文第一句話的情境之中，在現(xiàn)代化的五光十色光環(huán)下，官家把過去數(shù)千年官家沒有想到或沒有發(fā)揮的官場時髦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作為政治結構的公檢法已經是國際通行的那種現(xiàn)代派頭了，人大、政協(xié)也在與世界現(xiàn)代社接軌之中，可是社會的正常生態(tài)連過去中國鄉(xiāng)村自治的那種狀態(tài)也比不上，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是我發(fā)現(xiàn)，我們的官家把學習別國別人——學習現(xiàn)代只是停留在學時髦的水平，把“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性”僅僅當作一種時髦一種與心靈無關的技藝，把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大車小車大學化GDP等同于“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性”，用理直氣壯的“中國特色”維護、維持并放大中華古老帝國的君權陋習，用“一個腦袋”代表——取代全社會的“腦袋”。換言之，寧可要“技術腦袋”（與頂頭上司保持一一致也屬于此類）也不要“思想腦袋”，知識偏廢、知識畸型——人四肢發(fā)達卻精神畸型，這樣的社會狀態(tài)對國家國人幸還是不幸？

　　也許一些人（官員和百姓）對我的疑問會嗤之以鼻：這就是中國模式的“現(xiàn)代化”和“現(xiàn)代性”，正在走向世界呢。好，就向全世界推廣吧，土博士洋博士任村官、縣官……多么具有說服力，我們還可例舉要有盡有的典型事例，說某某博士在某地任職短短幾年就讓所在地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人農民機關干部都夸這樣的政策有著深遠的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意義。請注意，這只是官民參與的一種官場時髦啊。而時髦會變的，說不定“博士做官”又不時髦了，大家又關注新的官場時髦。但一個基本的事實不會改變的，就是知識偏廢，它不僅僅是某個幾個博士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在走向現(xiàn)代化途中，我們社會的思想積累精神積累不是全面而是片面，不是趨于健全而是趨于畸型。一個基本的社會學定律應該是，以“官場時髦”來推動社會文明只能延誤社會文明的進程。

　　2009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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