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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菁:唐德剛:活在別人的歷史里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李 菁:唐教授,我們都知道您為胡適、李宗仁、顧維鈞這些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書在大陸也有很多讀者,能介

  紹一下您當時是怎么開始口述史工作的嗎?

  

  唐德剛:這個口述歷史,并不是我要搞。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是上世紀40年代,我們是拿了政府的官費出來留學的,結果念出來后才發(fā)現(xiàn)改朝換代了。我當時是學傳統(tǒng)歷史學,同馬克思主義史學相差太遠了,我們要改學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改學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學一兩年,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況,毛主席要我們,我們就回去,不要我們,我們就在美國。我們那時才20歲,改行還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會畫畫——我兒子后來就學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還是我的呢!但我學歷史是因為興趣,后來學校招呼我回來,讓我做歷史系助教,我把原來扔的書又找回來了。那時候做助教被教授喚來喚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記得有個歷史系教授,美國人,他說諸葛亮是山東人,孔明是湖北人;
我說,諸葛亮和孔明是一個人啊!他說,諸葛亮,姓諸,孔明,姓孔,怎么會是一個人啊!

  

  我第一次接觸口述歷史是為哥大一位教中國史的教授做助理,因為我會講漢語。我自己做的第一個口述史就是胡適的。

  

  李 菁:有人說您的運氣很好,您在為胡適做口述自傳的時候,是胡適先生最窮困潦倒的時候,他有時間給你講自己的那些經歷。大陸這幾年出現(xiàn)胡適熱,您的作品又再度廣為流傳。

  

  唐德剛:我開始認識胡適的時候,也正逢國內清算兩個姓胡的,胡風和胡適。胡適怎么敢回去!胡適雖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國過得很辛苦,他那時在美國跟我們一樣,也沒飯吃。胡適大博士,英文也講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書?但誰讓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開口求別人。

  胡適那時候時間太多了!胡適是很好相處的一個人。我們在這里還組織文學社,不但胡適,林語堂也在。林語堂比胡適過得好,因為他寫英文書,英文書出版拿一筆稿費,翻譯成中文又拿一筆稿費,所以他過得比胡適好。胡先生那時也很可憐,他生病也沒醫(yī)院保險,我們在學校念書,還有醫(yī)院保險。他后來連看病都看不起。胡適跟我們這些年輕人特別熟,我會開汽車,胡適和他的小腳太太都不會開車,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經常打電話,說:“德剛,過來幫幫忙!”他搬個東西都搬不動。

  

  李 菁:除了胡適,您還給李宗仁、顧維鈞這些人做過口述史,他們各自都有什么特點?

  

  唐德剛:給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給胡適做,完全不一樣,什么都不一樣。胡適是經過現(xiàn)代學術訓練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倫比亞大學為了省錢,我和胡適講的都是英文。打出來直接交給哥大就行了。那時候李宗仁在美國也沒飯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適好得多,他在銀行存款還幾十萬哩。李宗仁是軍人出身,文學、歷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來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談,他講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時信口亂講,要是直接這樣寫出去要被別人笑死的。顧維鈞的英文比胡適還厲害,我跟胡適平時還要中文聊天,顧完全不講中文,一開口就是英文,有時講的英文單詞我還不懂。

  有一次顧維鈞告訴我他每天都寫日記,我問他,你的日記用哪種語言?他不好意思地說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夠用,他的母語其實是英文。后來他所有的材料都給我了,我一看,他幾十年的日記,沒有一篇是中文寫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談話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說人名,像提到“袁世凱”的時候才用一點中文。

  

  李 菁:我們知道當時很多人都在同您聯(lián)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來為什么只做了那幾個人的呢?

  

  唐德剛:國民黨高官那時流亡國外的有幾百人,他們都想做自己的口述歷史,因為美國人給錢。宋子文找過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認識,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個人!他和顧維鈞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員,“準”或“不準”。宋子文和顧維鈞是橋牌伙伴,他告訴顧也想加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史,說想找唐德剛。顧先生跟我提這件事,但我沒辦法,在哥倫比亞我不是唯一的一個,還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給他們做口述史,“哥大”會給宋子文、胡適和顧維鈞同樣的報酬嗎?

  

  唐德剛:不同的。它衡量每個人值多少錢、你有沒有錢。美國人也知道胡適可憐,像他這樣的人不能死在美國吧?那樣就成了美國的大笑話了,所以他們一定要給胡適薪水。我跟哥大講好了,給他三千塊錢一年。胡適高興死了,那時候三千是筆巨款。所以胡適和我兩個人合作,他說“你怎么著都好”,我要他簽字他就簽字。(李宗仁呢?)一個銅板沒給,他有錢!但胡適是窮人,everybody knows。顧維鈞也沒給錢。

  我還要提到一個人是陳立夫。陳立夫在國民黨做過院長,蔣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蔣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國民黨破產,臺灣也討厭他,只給他一筆路費把他趕到美國來。他后來真是吃飯都成問題。自己開了個雞場,上飯館賣雞蛋,賣雞蛋的不是他一個人啊,大家還要排隊,陳立夫也要排隊,賣雞蛋的都是窮人啊,結果到最后喂雞的飼料比雞蛋還貴,很多賣雞蛋的都破產了。我后來到大陸聽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這個詞,但我在北京就說,陳立夫可不夠資格,他過得還不如我,我也不是陳立夫的什么人,我講老實話嘛!

  

  李 菁:大陸很多人都認為,您沒有給張學良做成口述史是個很大的遺憾,您怎么看這件事?

  

  唐德剛:我跟張學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觸后發(fā)現(xiàn),他的話我可以聽,但張學良的書我不能做。你不做這一行你不知道,這個張學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聽我的話,做學問,我是排長,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講就怎么講,你不能校正他。他的錄音現(xiàn)在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像我跟胡適合作,我寫,你讀,所以胡適留在哥倫比亞的原版錄音帶其實是我的稿子,胡適照著念的。

  但跟張學良不能這樣工作。我說:“漢公,這個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這樣的。”

  

  他說:“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帥,我連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說:“你要聽我的話!”

  

  我說:“可不能聽你的話,聽你的話將來要出笑話的!”

  

  “什么笑話,我講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話!”

  

  所有的官場要人,都是如此。他們一出來,都在替自己說話,都認為自己對得不得了?谑鍪凡⒉皇菍Ψ秸f什么我就記什么,還要查大量的資料來校正他們。

  我跟張學良說,漢公,你這個事情記錯了,他說:“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記錯了!”人的記憶有時也太不可靠了!顧維鈞那么仔細的人,還有錯,何況張學良?搞口述歷史如果沒有相當經驗,沒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處理和這些被訪者的關系的呢?

  

  唐德剛:
對一百個人有一百個辦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議哥大為他做口述史的,但當我剛開始找到李宗仁時,他不敢談。顧維鈞最初對我存戒心,他們知道我的老婆是國民黨CC系要人的女兒,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潔談話都很小心(注:唐德剛的岳父吳開先為國民黨元老,也被認為是CC大將之一)。有一次我們隨便談到這兒時,他說,德剛,這CC有功勞啊,我說,CC也未必有什么功勞。他說,德剛,你也敢講你丈人啊!我說我是搞歷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樣。他很高興,趕緊讓郭德潔多做飯給我,李宗仁我給他搞了六七年,慢慢處得像家人一樣。

  

  李 菁:您接觸過的這些名人,像胡適、李宗仁、顧維鈞、張學良這幾個人,哪個好相處?

  

  唐德剛:還是胡適。胡適本身經過學術訓練,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時比我還嚴格。有時我要記下他說的話,他說這個言出無據。胡適對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適還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還可以教訓胡適一頓。胡適一輩子教了很多的學生,我是他最小的一個。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陳衡哲的一段戀情告訴您嗎?

  

  唐德剛:他沒跟我講,也沒跟別人說,是我自己考證出來的。

  

  因為我跟胡適搞熟了,我同他亂講,我說,你認識了陳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結婚?他說,我和陳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結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適夫人江冬秀)結婚,三條人命—— 我太太自殺,媽媽也自殺,孩子也生不出來,所以三條人命。我說,胡先生,我們都不如你呀,我們都沒你那么忠厚,不認得字的太太還要娶,那你也有比我們好的地方,你還有一個女朋友哩! (筆者插話:你開這樣玩笑他不介意嗎?)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經常打電話到我家。胡先生打電話到我家來,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個博士,在這接電話,問你是哪一位?對方說,胡適,胡適!妹婿緊張得把聽筒扔掉了,誰不知道胡適大博士的名氣啊!所以你interview學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隱藏很多東西。

  

  李 菁:可是這種關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們保持密切關系,讓他們對您毫無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離,不能有聞必錄?

  

  唐德剛:我這個人可能運氣好,很容易和他們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厲害,對我像家長一樣,經常教訓我怎么做學問;
李宗仁跟我連距離都沒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兩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燒飯給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問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
顧維鈞則始終跟我保持距離。

怎么平衡?我講的是歷史,是歷史真相。我們學歷史的人,跟做新聞記者一樣,新聞歸新聞,評論歸評論。一個是絕對的客觀,一個是絕對的主觀,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 菁:我注意到除了歷史著作外,您也有許多涉及時政的文章或評論。有人認為,歷史學家更應注重發(fā)掘新的證據或事實,過分跟進當下發(fā)生的事情、對現(xiàn)在發(fā)生的事情做出評斷不是歷史學家的責任……

  

  唐德剛:誰說歷史學家不能對現(xiàn)實說話!我是歷史學家,我知道過去是怎么回事,我當然可以對現(xiàn)實發(fā)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對,對不對需要時間來檢驗。搞歷史的要有一套歷史哲學,我們不能拿中國的歷史跟英國、跟羅馬比。

  在我看來,歷史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彎彎曲曲、有上有下,許多歷史,恐怕還要等相當長一段時間才能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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