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農(nóng)民負擔”問題日益成為決策層、理論界和社會大眾關(guān)注的對象。而“減負”年年講，“負擔”逐年增，已成為我國經(jīng)濟繁榮中搶眼的暗點之一。為此人們從純財政角度提出并實踐了許多對策，如絕對量控制、負擔率控制、發(fā)放負擔卡、壓縮財政開支等等，而“并稅除費”的征收方式改革則似乎是人們講得最多的，一些論者還稱之為治本之策。

　　我是贊成在一定條件下“并稅除費”的，因為當前“稅輕費重”之弊的確十分突出。但應(yīng)當強調(diào)的是:“并稅除費”決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無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治標”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種制度環(huán)境下它的中長期效果可能是適得其反的。在這方面，我國歷史上的教訓(xùn)不少，財政史上所謂的“黃宗羲定律”就很發(fā)人深省。

　　被稱為中國“啟蒙思想家”的明清之際大儒黃宗羲，在那個錦衣衛(wèi)、東西廠的特務(wù)政治和“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nèi)”的痞子世風葬送了明王朝、儒生們的抗清也已完全失敗后，痛定思痛，不僅對明王朝而且對整個傳統(tǒng)體制都進行了深刻反思。他以“天下為公”的儒家信條為武器，不僅對專制君主制，而且對秦以來兩千年間的“法制”、政治上的內(nèi)外朝之制、科舉選官及胥吏之制、軍事上的兵志與方鎮(zhèn)之制、經(jīng)濟上的土地制度與賦役制度、以及后宮宦官制度、學校制度等，都進行了系統(tǒng)的評論。其中，他批判一條鞭法而要求恢復(fù)賦役分征，似乎顯得頗為“保守”。但只要我們不抱有越晚近的東西越“進步”的先入之見，就應(yīng)當承認他的批判是極有洞見的，而且他的評論實際上遠遠超出一條鞭法本身，對傳統(tǒng)帝國千年以來“農(nóng)民負擔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的根本缺陷，也堪稱認識深刻。他的這些話對我們今天面臨的同類問題，也不無啟示意義。

　　包括一條鞭法在內(nèi)的歷代“并稅式改革”，連同“易知由單”這樣的配套措施，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屢屢出現(xiàn)。由于我國傳統(tǒng)賦役歷來就有“明稅輕、暗稅重、橫征雜派無底洞”的弊病，而在專制王朝費用剛性增長的條件下，財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為出”。為克服胡征亂派之弊、減少稅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層層貪污中飽，并稅—除費—簡化稅則，就成為主流的改革思路。僅在明清兩代，便搞過“征一法”、“一串鈴”、“一條鞭”、“地丁合一”等等。其宗旨都是要求把從朝廷到基層的明暗正雜諸稅（賦、役）“悉并為一條”，“一切總征之”。并同時下令不得再征他費,往往還給農(nóng)民發(fā)放“易知由單”（法定稅目表），允許農(nóng)民照單納稅并拒納所列稅目以外的雜派。

　　一般說來，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內(nèi)使“向來叢弊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長期效果卻無例外地與初衷相反。原因很簡單:原來稅種繁多時雖有官吏易于上下其手之弊，但這些稅種包括了能夠“巧立”的一切“名目”，也使后來者難以再出新花樣。如今并而為一，諸名目盡失，恰好為后人新立名目創(chuàng)造了條件。時間稍移，人們“忘了”今天的“正稅”已包含了以前的雜派，一旦“雜用”不足，便會重出加派。黃宗羲精辟地把它總結(jié)為“積累莫返之害”，他說:

　　唐初立租庸調(diào)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diào)，有身則有庸。租出谷，庸出絹，調(diào)出繒纊布麻，……楊炎變?yōu)閮啥�，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diào)之名渾然不見，其實并庸調(diào)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diào)于租內(nèi)，而復(fù)斂丁身錢米。后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diào)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diào)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銀力二差又并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fù)紛然。其后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萬歷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并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無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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