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君毅認為，近代中國文化面臨西方文化沖擊所采取的卑屈、功利的態(tài)度，阻礙了中國文化的真正重建。中國文化的未來發(fā)展，必須立足于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綜攝西方文化精神，以全面重建中國未來社會文化精神和純粹文化精神，這是繼中國文化先秦立“人極”、宋明立“太極”后的立“皇極”的文化偉業(yè)。

　　關鍵詞：唐君毅 中西人文精神 融通

　　作為一代“人文主義宗師”和20世紀中國最大也是最旗幟鮮明的人文主義者，唐君毅先生一生學術生涯關注的根本問題，是對遭遇西方文化沖擊的中國文化的未來發(fā)展與創(chuàng)造提出一根本的解決方案。盡管唐君毅自己通過《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等著作，建構了一個融合中西印三大文化、融貫儒佛道耶主要宗教的心靈九境哲學體系而為一真正哲學家，同時寫出了20世紀中國最大規(guī)模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中國哲學原論》并創(chuàng)立了獨特的中國哲學體系而成為中國哲學史家，可是唐君毅自己卻說：“我個人最關懷的，既不是純哲學的研究，也不是中國哲學的研究，而是關乎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我以為社會文化的問題，才是當今這個時代和未來時代最重要的問題�！碧凭�毅認為，他的文章的中心問題，“即百年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之沖擊之問題。在中國人之立場上說，即主要是中國未來社會文化之方向的問題�！�…我之一切文章之討論此問題，都是依于三中心信念，即：人當是人；
中國人當是中國 人；
現(xiàn)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xiàn)代世界中的中國人�！北疚牧⒆銓μ凭�毅文本的解讀，對唐君毅關于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化之沖擊應有的態(tài)度以及中國文化未來建設的若干重要思想進行梳理和闡釋，以為中國文化的當代重建提供一已經(jīng)存在而尚未被重視的理論參照。

　　一、超越中國近代以來學習西方文化的卑屈、羨慕心態(tài)和功利、偏執(zhí)態(tài)度及對中國文化精神的鄙視、自卑態(tài)度

　　對中西文化的討論，首先必然涉及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問題。唐先生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對西方文化沖擊的回應，基本態(tài)度是卑屈的、羨慕的和功利的，而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則是鄙視的、自卑的。這嚴重阻礙了中西文化的融通和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要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重建，必須超越這一文化心態(tài)。

　　唐先生認為，中國自明末以來接受外來文化的實際情況，就是在受到外在壓力的巨大壓迫而感到生存受到威脅時，才產(chǎn)生的一種“被動的反動與接受”。這種“被動的反動與接受”一方面必然導致對自己和自己的傳統(tǒng)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則是對強大的外力的盲目欣賞。明末清初的人之所以反理學，只因痛心于明朝的滅亡，由此開啟清代顏、李、焦、戴等的思想；
清代學者之所以多埋首考證注疏，只因為清廷不容許學人自由講學，乃被迫在書齋中尋道；
清末諸先生之所以反對儒學與孔子，新文化運動者之所以反對整個中國文化，同樣是感到外力的巨大壓迫，怕不能生存，怕在時代落伍，進而產(chǎn)生的反動。這種被動的反動不斷累積，人們便對自己和自己的傳統(tǒng)逐步喪失信心了。清儒還只是反對宋明理學，清末諸先生還只是對傳統(tǒng)文化有所批評，而到了新文化運動，則是全盤的、徹底的否定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了。

　　與此同時，近代中國國運的衰弱從與英國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而甲午中日戰(zhàn)爭則進一步大大加深了這種衰微；
可說，中國最早的留學生，恰恰又是到英國和日本的最多。被人打敗再去留學拜師，這個心境夾雜了原始的怯弱感與卑屈感，而怯弱感與卑屈感又極易轉為羨慕之情及對自己國家及其文化的怨憤。因此，在傳播和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時，近代也是以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及其類似思想潮流為主。在唐君毅看來，中國近代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第一時期以嚴復介紹英國斯賓塞、赫胥黎、穆勒為最有系統(tǒng)的介紹，張之洞等提倡的西學為用的思想、林紓的翻譯小說、梁啟超《新民叢報》中的西方思想述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思想介紹；
第二時期以胡適介紹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為最有影響，其他學者介紹羅素、柏格森、太戈爾、佛洛依德等，都不及其影響之大；
第三時期以上海馬克思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為最有成績，其他主義信仰者，在出版界都無多大思想介紹的表現(xiàn)。

近代中國人所努力介紹的這些西方思想，由于都是基于表面的功利主義目的和對擁有這些思想的民族的羨慕，因而總體上既不是西方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不是中國文化精神本身所最需要的。

　　中國近代百余年來，由于內(nèi)憂外患，整個民族在精神上產(chǎn)生了嚴重的虛怯感。由于這種虛怯感，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文化時，不能首先在精神上、意識上、心靈上頂天立地的站住，因此便不能真正的通古今之變以安其常，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西文化相互沖擊之下，偏偏倒倒，以至隨波逐流、沒頂漂流。所以，“盡管中國人近百年來接受西方文化思想者，亦多有各種向上的動機，如慚愧虛心等。然而畢竟缺乏一對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涵蓋綜攝的氣概�！逼浣Y果是表面地學而內(nèi)心實有所不學、功利地學而實際上無甚效用。在唐君毅看來，“中國近百年之接受西方文化，固可謂極其虛心。然因始終不免主要由功利之動機出發(fā)，而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學、民主、自由、宗教之本身之價值，正面承擔西方科學、民主、自由，或宗教之精神�！币�真正肯定和承擔西方文化之于中國文化精神的意義，必須改變這種卑屈、羨慕、功利的文化心態(tài)。

　　早在1936年，27歲的唐先生就在一篇名為“國人對文化應改變之態(tài)度”的文章中就明確提出國人今后應該確立的五種對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我們不是為生存而有文化，乃是為文化而求生存；
二、功利主義不是估量文化價值的唯一的標準；
三、純粹文化與一般文化不應當偏重；
四、我們不應當取單純的欣賞主義的態(tài)度來對文化；
五、人類的文化創(chuàng)造是日進無疆的，所以中國的文化建設，不只在建一適合當前情勢的某一形態(tài)的文化，我們同時當注意以后文化的開展問題�！痹谔葡壬�看來，把文化作為生存的工具，是對文化的一種根本上的褻瀆，而功利主義的文化估價觀則足以毒害中國文化的前途。人如果只從功利動機出發(fā)去接受他人的東西，只想利用科學與民主作為達到現(xiàn)實的民族國家富強、政治穩(wěn)定、政權維持等目標的工具，那么，科學與自由民主便只是某種現(xiàn)實欲望的對象。作為現(xiàn)實欲望的對象，我們往往是在產(chǎn)生欲望時，自己便直接處于卑下而向外索取的心理狀態(tài)。因此，我們在接受這些東西時，精神便始終處于卑屈狀態(tài)。與此同時，對于擁有這一欲望對象的他人，我們則總是無限的羨慕。所以，功利主義的偏執(zhí)態(tài)度，必然導致我們在接受西方文化時總是處于卑屈與羨慕交織的心理狀態(tài)。而凡是以卑屈、羨慕相糾結的態(tài)度去學習他人的文化精神的，事實上都不可能做到絕對的真誠，往往是對所要學習的對象也缺乏真正的親切感。所以事實上，中國近百年來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大張旗鼓地講學習科學、自由、民主，而另一方面在內(nèi)心深處，對科學、民主、自由實際上未能真心愛好之、尊敬之。

　　唐君毅指出，要確立真正的學習西方文化精神的“應然”的態(tài)度，必須樹立當下站立、全面融攝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唐先生強調，我們要真正學習西方文化，就必須拋棄卑屈與羨慕的心態(tài)，拋棄功利主義的態(tài)度，以中國文化精神為基礎立定腳跟，全方位地從根本上學習西方文化的內(nèi)在精神：“吾人真欲接受西方文化中之科學、民主、自由之精神，亦須自整個西方文化所表現(xiàn)向上精神上著眼。故吾人今日必須一反此數(shù)十年以卑屈羨慕心與功利動機鼓吹西方科學與民主自由之態(tài)度，而直下返至中國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腳跟，然后反省今日中國文化根本缺點在何處，西方文化之精神異于中國者，畢竟有何本身之價值，而自一超功利之觀點，對其價值加以肯定尊重，最后再看，中國文化精神自身之發(fā)展，是否能自補其不足，而兼具西方文化精神之長。而吾人亦將唯由此道，可以言真自動的接受西方文化之一切向上的科學、民主、自由等精神于中國文化精神未來之發(fā)展中也。”

　　二、立定中國文化根本精神，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精神的客觀價值，自作主宰，全面系統(tǒng)地學習西方文化精神

　　唐君毅認為，一個與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脫離的孤零零的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此觀之，祖先的生命，即我的生命；
祖先的文化精神，即我的文化精神，我何忍踐踏它呢？他人之長，我學它，我即以我的心胸度量涵蓋它，我有何卑屈呢？只有這樣，個人和民族的氣魄度量才得以建立；
只有這樣，才可言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貫通的發(fā)展�；�于此，唐先生反復強調：“無論如何，以打倒中國文化之傳統(tǒng)，作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價，便是缺乏一涵蓋自己文化歷史之氣概�！薄盁o承擔自己祖宗所遺之文化精神，而能吸收他人之文化精神者，亦未之有也�！薄扒а匀f語，都可歸結到中國今后之知識分子必須先要自立，真正自覺其是人，是中國人。人必須先能去古今之蔽，而有一通今古之氣概，同時亦才能真有放開胸懷，以涵蓋今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一切有價值者，而加以綜攝之氣概。而百年來之中國知識分子，實亦缺乏如此之一氣概。”“中國未來立國之文化思想，必須有待于吾人一面在縱的方面承先啟后，一面在橫的方面，作廣度的吸收西方思想，以為綜攝的創(chuàng)造。此創(chuàng)造并不能期必某一個人或某一時期完成，但是只要大家先能提起精神，擴大胸量，去掉虛怯、卑屈、羨慕的情緒，而有一頂天立地的氣概，便能逐漸完成�！碑斘覀兇_立了這一自作主宰的氣概后，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真要求中西文化之融通以創(chuàng)造未來的中國文化，我們當首先作一“中國人”，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神繼承、傳播和弘揚。

　　對于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客觀精神價值，唐先生特別強調，首先，在所有世界文化系統(tǒng)中，只有中國文化有四五千年的一以貫之的歷史，盡管歷史長久并不就是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客觀證明，但是，如果就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而言，那么，一種文化系統(tǒng)能夠使其自身長久存在，必然有其所以能使其自身存在之理由，這足證明其有不容磨滅的精神價值。其次，如果從內(nèi)部看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中國文化精神至少在一點上是有其至高無上的價值的，這就是依于人者仁也的認識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倫、顯人文，從而將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全部融攝于哲學智慧、道德實踐之中。再次，中國文化精神本質上是天人合一的�？酌暇�神本質上就是繼天而體仁，并實現(xiàn)此天人合一于人倫、人文之中的精神。由孔孟精神為樞紐所形成的中國文化精神，本質上就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于人性、人倫、人文的精神。第四，中國文化本原上最為清凈，根本上為一直上直下，而不使一切天、人、物與人生文化活動或者地上萬物受委屈，因而既極高明而又極敦厚篤實，既致廣大而又極寬平舒展。在唐先生看來，中國文化精神于中國人以及世界文化，都有無限的客觀價值：“中國文化精神有無比的大力，它是直接貫注于中國之全部人之生命與心靈之深處�！�…它即是中華民族的上帝�！�

　　當我們立足中國文化精神之本原時，我們就先站穩(wěn)了腳跟。立定中國文化精神，為了我們文化的未來發(fā)展，我們也就可以而且應該全面融攝西方文化精神了。

　　在決定我們到底學習什么樣的西方思想的問題上，唐先生也有自己非常明晰的立場。早在30年代，他就特別提出了“我們今后所需要介紹之西洋思想”這一問題，并且明確提出了像中國這樣的有高尚文化的民族接受其他思想時所應遵循的兩條原則：“（一）這種思想是該民族中所感缺乏的；
（二）這種思想是其他民族的思想重心�！被�于這樣的原則，唐先生那時強調，中國應該重點介紹三方面的西方思想，即以柏拉圖、康德等為代表的正統(tǒng)派思想、以席勒、歌德等為代表的生命哲學和純正浪漫主義思想和近代科學思想。中年以后，唐先生在系統(tǒng)地討論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發(fā)展和重建時，更詳細而明確地提出，我們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必須擴大和超越一般流俗的眼光，從橫的方面說，必須英美以經(jīng)驗主義現(xiàn)實主義為傳統(tǒng)的思想和德法以理性主義理想主義為傳統(tǒng)的歐洲大陸思想并重；
從縱的方面，我們不能蔽于現(xiàn)代化這一名號而只注意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科學精神、工業(yè)精神等，而必須同時重視西方文化中由中古傳來的宗教精神，以及由希臘傳承下來的審美精神和哲學精神。

　　首先，要平等而全面地學習西方各種類型的文化精神。唐君毅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意識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都有其自身的價值。而一個民族的文化思想又往往凝聚成一些核心概念，并環(huán)繞這些基本概念而展示出其文化精神。比如，英國文化思想三百多年來的文化傳統(tǒng)，由培根、洛克、邊沁、穆勒等創(chuàng)立，大體上形成“個人”、“福利”、“效用”、“安全”、“自由”、“常識”、“經(jīng)驗”、“民主”、“寬容”、“公道”、“法律意義上的人格平等”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美國思想除來自英國文化精神的上述核心概念外，還有從法國文化思想中承繼過來的“社會”、“平等”、“人道”、“博愛”等，而且，美國文化對“效率”、“成功”的重視又超過英國文化對“效用”的重視。至于德國文化思想，從萊布尼茲、萊辛、康德、歌德、費希特、黑格爾以來，對“人類”、“國家”的重視超過對“個人”、“社會”的重視，“公道”重于“平等”，“道德意義上的人格平等”重于“法律意義上的人格平等”，“精神上的自由”Freedom重于“政治意義上的自由”Liberty，德國文化思想還創(chuàng)造了諸如“理性”、“理想”、“規(guī)律”、“自我”、“精神”、“生命”、“存在”、“歷史”、“文化”、“全體”等文化精神核心概念。唐先生強調，中國對于英美型文化思想和德國型文化思想“只有平等接受，方合中國之需要�！倍�“從哲學理念上說，也盡有融通之可能�！薄爸劣诘聡�以外之其他歐洲思想，如法、意、西班牙，以至俄國思想，只要好，廣度地說，我們當然皆可攝取�！�

　　其次，必須同時注意到近代西方文化以前的中古與希臘的文化精神。說希臘文化中的審美精神、哲學智慧、和諧的人生理想等我們當學習和綜攝，人們易于理解和接受，而說到中古文化精神，人們往往便想到黑暗時代、神學獨斷、宗教裁判所、教皇專制、宗教與科學的不相容、啟示與自由思想的不相容等等。但是，事實上，“中古之文化精神，固然有許多毛病、許多缺點，然而此許多毛病與缺點，在西方已經(jīng)經(jīng)過近代文化思想之洗滌�，F(xiàn)在之西方基督教徒，已不再虐待異端，更不反對科學與物質文明，亦允許人自由思想。則中古文化之病，大體己革除。而近代西方文化之病征，反日益彰著。則我們正當認取近代文化以前之古典的希臘，與中古文化精神之真實價值，以為構成世界人類之未來文化之圖像之憑借�！蔽覀円仓挥姓鏀U大我們的眼界，以平等地視野對待西方近代文化思想與古典文化思想的價值，而不只以近代思想之標準為標準，我們也才真正具備涵蓋西方文化精神的氣概，而更能夠充量接收西方文化精神的長處。

　　唐先生認為，即使對“現(xiàn)代世界”所彰顯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各個方面，諸如民主政治、市場經(jīng)濟、社團意識、國家觀念、產(chǎn)業(yè)發(fā)展、科學精神、宗教精神等等，我們也必須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從根上學習，而不能再只是采取功利主義的態(tài)度，覺得我需要什么就學什么。根本上，我們要建立一超越的涵蓋西方文化思想之全局的氣概，以此氣概立定腳跟，我們便可以逐漸對英、德、美等各國思想與中古精神及近代精神，進行全面的理念上的綜合，而將它們?nèi)�部融攝于中國文化精神中，這才是真實的、真正的文化創(chuàng)造，也才是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精神“應然”和“當是”的態(tài)度。

　　三、充分反省中國文化精神的根本缺陷，由圓化方、納方入圓，綜攝創(chuàng)造，超越近代以來中體西用論與全盤西化論的對立

　　立定了中國文化，自作主宰融攝西方文化精神，我們也就更能夠正視我們自己文化的不足之處。唐先生說，他在寫作《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時，心中經(jīng)常有一直覺的意向隨時照臨，這一文化意向正好將中國文化精神的長處和短處全部昭然：“中國文化之高明面，吾嘗覺其如天之覆，而其敦厚篤實面，覺其如地之厚，而其廣大一面，則覺其如地面之寬。整個中國文化精神，遂宛然覆天蓋地，人之精神可直上直下于其間，又可并行不悖，如川之流。然當吾將此中國文化之直覺意像，與吾之理想的人類社會文化之一直覺的意像相較時，則覺中國文化覆天蓋地之景像下，如少一由地達天之金字塔。諸個人精神并行如川流，若不見橫貫諸川流之鐵路，以經(jīng)緯人與人之精神，成無數(shù)之十字架。更不見個人之能負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個人之精神，皆通過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輝，與他人之光輝，連成無數(shù)并行交光之組織，而聚于金字塔之頂。因此天地間，若缺此金字塔與十字架。故中國文化精神，雖如天之高明，如地之篤厚，如地面之廣大悠遠，然數(shù)千年文化之發(fā)展，遠望而天如日與地連，如向一平面沉墜；
人之精神，如百川并流，泉源混混，而無火車馳走于諸川之上，乃日見天地之岑寂；
人無十字架可負，使精神四達并流，精神誠不免收斂而入睡，則人之頂天立地，漸如一傘之矗立，而未撐開。此文化之缺點，在古有封建門第制度之時，及漢唐文化之盛世，尚不著，愈至近世而愈顯。吾于是知中國文化當有一發(fā)展，以撐開此傘，此當賴于接受西方文化之長也。”

　　“覆天蓋地”、“川流并行”、“金字塔”、“十字架”、“未撐開的傘”。唐先生用這些可以“直觀”的意向恰當?shù)乇砻髦�中國文化精神之長與短。按照唐先生的理解，中國文化之“覆天蓋地”、“川流并行”，表明中國文化精神在度量上、德量上已經(jīng)達天地之量，完全足夠；
而中國文化中“金字塔”、“十字架”的缺乏，則表明中國文化精神在文理上有所不足，必須在內(nèi)容上給予充實。度量上、德量上的充足，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精神“圓而神”的特點，而“金字塔”、“十字架”的缺乏則表明這“圓而神”中缺乏“方以智”去撐開。其結果便是：如圓中無方形加以支撐，則圓必有縮小而趨于一點之勢；
神而無智以支撐，則神之卷而無跡，其有與無便無法確定；
最后，人之頂天立地的精神就會漸漸衰退，中國文化便成為一把本可遮風擋雨而現(xiàn)在卻不得不被風雨所洗禮的“未撐開的傘”。

　　要彌補中國文化精神所缺少的這“中間一截”，唐先生認為，必須充實以“方以智”而將中國文化精神的“圓”撐開、將“神”拓展，也即在“未撐開的傘”中安裝上讓巨傘撐開的“十字架”。唐先生名之曰在中國文化“自覺地求實現(xiàn)的精神”中“開出自覺地求表現(xiàn)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將內(nèi)心理想分別客觀化和超越化，以化成一個個超越而客觀的現(xiàn)實理想，并自覺地使這些理想表現(xiàn)為客觀存在的社會文化各領域以及各種社團組織、科學知識、生產(chǎn)技術、工業(yè)機械文明、國家法律、民主自由、宗教精神等這些西方文化精神所開出的“現(xiàn)代世界”的內(nèi)容。

　　唐先生把這一“彌補”中國文化之不足的過程同時也當作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再造過程，是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會通與融合，他稱為“由圓化方”或者“納方入圓”，其實質是“綜攝的創(chuàng)造”。一方面，從內(nèi)向外看，當我們將自己的“主觀精神”客觀化、超越化時，就形成我和他人共同為之努力的文化理想，這文化理想的的客觀性、公共性也就證明了它的現(xiàn)實性、普遍性，據(jù)此，我們就可以在文化理想的實現(xiàn)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鏈接“人極”與“太極”的“皇極”人文世界，補足中國文化精神中所欠缺的“中間一截”；
另一方面，從外向內(nèi)看，將我們所遭遇到的“現(xiàn)代世界”的各種文化精神所依據(jù)的內(nèi)在理念亦即其“主觀精神”找出來，這樣，我們在接受和學習西方文化精神時就不是只功利主義地學習其“然”，而是要全面、系統(tǒng)、深刻地學習其“所以然”，以便自己綜合創(chuàng)造自己新的文化精神。

　　通過對西方文化精神縱向和橫向的全面檢討，唐先生認為，“現(xiàn)代世界”的西方科學、工業(yè)文明、階級、國家法律意識、社會文化之分途發(fā)展、民主自由精神等等，都是依照同一理念而成立的，此一理念即以人自己的理性活動“觀照”客觀事物之“理”的科學精神。唐先生認為，西方科學精神最初源于希臘的科學、哲學精神，本原上純?yōu)椤坝^照”的，其理想對象就是“理”。柏拉圖的“理念”一詞充分顯現(xiàn)了這一科學精神的本質。唐先生說這一以人自己的理性活動“觀照”客觀事物之“理”的科學精神，乃“西方文化精神之本原”，西方科學精神、工業(yè)機械文明、生產(chǎn)技術等，都源于人的精神以“理之形式”或概念內(nèi)容或理想事物等規(guī)定其自身；
階級對立、社會團體、國家、法律等西方文化的社會性要素也是這一精神的產(chǎn)物。因此，我們在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精神時，就必須從根本入手全套而取之，要從肯定客觀超越理想的精神著力，并以此伸引中國文化精神中固有的相同的精神元素，使之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如此，“吾人……依于肯定客觀超越理想之精神，伸引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緒，以全套而取之；
則吾人將能在覆天蓋地之中國精神中，建立一使一切庸眾與小人，皆得一精神上升之路道，亦完成中國文化之本當有之發(fā)展。中國文化精神，真不畏自然生命之墮性之拖下，而吾人可建立吾人之金字塔與—十字架矣�！碧葡壬�說：“此即吾所想望之中國文化之前途。”

　　唐先生將這種為中國文化精神加上“中間一截”的意義等同于孔孟和宋明儒之功。在唐先生看來，孔孟之功在于見天命于人性，繼天體仁而立天道于人道，可謂“立太極于人極”；
而宋明儒學的復興，在由人性人道以立天道，可謂“由人極以立太極”。但是，中國文化中尚有“皇極”觀念而未得以充實，因為中國過去所謂“立皇極”表面上多只限于政治。唐先生強調，為了讓中國文化精神之“圓”化出“方”來，必須將“立皇極”的含義擴而大之，以多方面表現(xiàn)客觀精神的人文世界的真實建立或者社會人文世界的充量發(fā)展為“立皇極”。如此，“皇極、人極、太極三者皆立，然后中國文化精神之發(fā)展，乃百備至盛而無憾。此則中國民族將憑其以往之盛德，所當從事之大業(yè)，而將可與世界文化前途，相配合者�！�

　　唐先生借用古人太極、人極、皇極三極一貫的思想，強調“圓而神”的中國文化精神對“方以智”的西方文化精神是可以全部攝取的，這種攝受，既是中國文化精神的自身敞現(xiàn)，也是中西人文精神的徹底會通和融合，是展開中國未來人文世界的根本大道。這一根本大道，不承認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只是一“截長補短”之事，而是將之視為“完成中國文化自身當有之發(fā)展，實現(xiàn)中國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所以，唐先生認為，這一根本大道，對于中國百年來中西文化之爭，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全盤西化二極之爭，給出了“哲學理念上之真實的會通�！边@種會通，這種“由圓化方”或者“納方入圓”的“綜攝的創(chuàng)造”的文化觀，既是對百年以來中體西用論與全盤西化論的根本超越，也是“今天最圓滿的人文主義思想”。

　　四、全面重建中國社會文化精神與純粹文化精神，撐開中國文化之巨傘，成就完全的人文世界，為中華文化立皇極

　　客觀超越理想乃“皇極”的“人文世界”之所出的根本；
而西方文化精神的各個方面原本出于同一理念，即西方文化精神內(nèi)在的客觀超越理想。明白了這兩點，就意味著懂得了中西文化精神的大本大原，找到了中西文化精神融通的根基，確立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契合點，也尋到了中國文化構建自己的“十字架”和“金字塔”的支撐點。但是，要真正將中國文化精神重建這把巨傘撐開，還需要進一步明白這些西方社會文化精神之于中國文化的現(xiàn)實價值，并努力將之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tǒng)中的相關文化精神綜合、融攝，以構建出新的“現(xiàn)代世界”的中國文化精神。

　　為了撐開中國文化人文世界的大傘，唐先生認為，我們必須一方面把穩(wěn)中國文化精神之本源以為軀干，明了人的整全心性，其高明廣大本足以涵蓋天地，其敦厚篤實本足以頂天立地，因而堅守中國文化精神本身具有的通于大道的識度氣量；
另一方面，又必須讓各個人獻身于各特殊的文化領域，促進人文世界的多方分途發(fā)展，以伸長中國文化精神身軀的四肢、茂發(fā)中國文化精神樹干上的枝葉。這樣，由身軀而四肢，由樹干而枝葉，是為由本以成末，本末得兼。四肢不靈，枝葉便必然凋零，進而則軀干也將日益孤寒，這便是中國文化的真正危機。中國文化精神的再創(chuàng)造，必須是走“靈四肢”、“茂枝葉”、人文世界多方分途發(fā)展的道路。

　　中國文化精神的未來創(chuàng)造包括社會文化精神的再創(chuàng)造和純粹文化精神的再創(chuàng)造兩個層面。社會文化精神的重建包括各種人文多方分途發(fā)展、社會文化團體的成長、民主政治的構建、法律的普遍作用、禮樂文化精神的構建，以及科學技術、工業(yè)文明、人文經(jīng)濟等等的全面建設。唐先生把社會文化精神重建的理想概括為人文社會的建構。而“社會文化之全面發(fā)展，必須以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生活情趣等純粹精神文化之大盛為歸宿�！彼�以，唐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創(chuàng)造的討論，一方面有關于社會文化精神重建的全方位討論，另一方面最后是落腳在純粹精神文化的重建上的，這主要包括中國哲學精神、宗教精神、文藝精神以及道德精神的重建，其中，唐先生特別強調宗教精神的重建和道德精神的擴充的重要意義。

　　唐先生認為，中國未來文化當有宗教的地位。當然，唐先生所期望建立的是“人文宗教”，它不同于同時又函攝傳統(tǒng)宗教的基本精神，并且可以化解人類各種宗教之間的沖突�！拔崛俗诮叹�神，乃對神全無所希慕欲望，而純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以表現(xiàn)吾人心性之高明，與文化精神之廣大者�！薄拔崛怂�向往宗教精神，包涵對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崇敬，(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包涵對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含對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當聚孔子、釋迦、耶穌、穆罕默德，與無數(shù)圣賢于一堂，以相揖讓，而供之于中國之新廟宇�！�

　　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體系中，道德是處于最核心地位的，一切其他文化形式都是從道德理性上立根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人文的禮樂精神，是建立在中國倫理道德精神基礎之上的。因此，中國文化精神的現(xiàn)代“重建”，并不意味著中國倫理道德精神也必須以“重建”的方式獲得新生。相反，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體系中，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能夠充分“現(xiàn)代化”，主要的就是內(nèi)在于中國文化精神中的一些合理因子沒有得到充分的擴充拓展。因此，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中的倫理道德精神，唐先生認為，應該是按照“現(xiàn)代世界”社會文化的分途發(fā)展要求而努力充拓它。由道德觀念的擴大，我們就會充分認識到，在社會文化的分途發(fā)展過程中，人在社會中“依位分以定實際職責”是極其重要的，每個人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中、在不同的位分上，既享有各自的充分自由以發(fā)揮自己的才性，又各自盡責相互尊重與配合共同實現(xiàn)文化理想，如此，作為充量發(fā)展的人文世界的“皇極”就可以建立起來，中國文化精神的“十字架”和“金字塔”就會完全撐開出來。

　　唐先生這一立足中國文化精神攝受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國文化重建之根本大道，既是“返本開新”——返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之本以開中國未來文化精神創(chuàng)造之新，也是“返本成末”——返“人之為人”、“中國人之為中國人”之仁心人性之本，成“現(xiàn)代世界中國人之為現(xiàn)代世界之中國人”的人文世界之末。在唐先生看來，中國文化精神是直接貫注于所有中國人的生命和心靈深處的�！八�即是中華民族的上帝。”它對一切中國人身懷同樣的摯愛，是所有中國人最內(nèi)在的自己。在我們每個中國人的生命深處，有數(shù)千年無數(shù)的祖先的生命、生理、心理、精神交融合成的力量之整體潛在著，這就是中國文化精神。你能依照它的意旨實現(xiàn)你的生命，你也就真正實現(xiàn)了你之為人、你之為中國人。同時，潛藏于我們生命深處的這一中國文化精神，也是使我們與世界文化精神中一切有價值的方面如科學民主精神相通接的根本。如此，“實現(xiàn)你之為中國人，與實現(xiàn)你之為世界人，是一事不是二事�！彼�以，“中國人之成人，成中國人，成世界人，真正是三位一體。中國之成為中國，成為真正的人的國家，與成為與世界相協(xié)和的國家，亦是三位一體。以使中國人成其為中國人、世界人，而成其為人�！边@就是唐先生對中西文化精神的融通和中國文化未來創(chuàng)造的終極結論，也是唐先生對中國人之為“人”、之為“中國人”、之為“現(xiàn)代世界的中國人”的最高肯定和最高期待！唐先生的這一肯定和期待，這一從對近代文化立場的超越到全方位綜攝中西文化精神以重建中國未來文化的立場，正是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和中華民族文化重建所必須的根本立場。

　　2006-11-15日初稿

　　2006-11-26日修改

　　2006-12-27日修訂

　　2007-01-21日再訂

　　于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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