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我應邀在臺北的一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待了一個學期，還去了臺灣的中部、東部、南部的7所大學交流、講課。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在臺灣社會，雖然“臺獨”思潮嚴重泛濫，還有其他社會問題，但依然保存著較為濃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氛圍，特別是臺灣的普通民眾，保有很多傳統(tǒng)的美德：純樸、善良、厚道、禮貌，不以惡意看人，樂于助人，而且尊重傳統(tǒng)、尊重祖先，那種奸詐、刁滑、坑蒙拐騙的人，很少看到。

　　一位臺灣教授對我說，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時代的農民，就看一看臺灣南部的農民，那兒還保存著“古中國”的氛圍。這位教授的話可能有些夸張，但從我的接觸看，情況大體如此。我看到的是，在這個高度商業(yè)化的消費社會里，“傳統(tǒng)”和“現代”有機交融，這里說的“傳統(tǒng)”不僅指習俗，也指人的態(tài)度和精神狀態(tài)。比如在臺灣教授家里和鄉(xiāng)下普通農民家里，電視機、冷氣機和祖宗牌位十分協(xié)調地相處在一起。再比如，城鄉(xiāng)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廟里上香拜菩薩，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說他們都愚昧迷信，因為臺灣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大都識字，大學畢業(yè)生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在東亞地區(qū)據說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與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談中，我談及上面那些觀察。林先生說，這與臺灣沒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響有很大關系。應該說，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五四在臺灣的影響確實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數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組織“臺灣文化協(xié)會”，對一般社會層面，尤其對社會的基層，基本沒產生影響。在日據時代，臺灣沒有發(fā)生從五四思想中來的大規(guī)模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國民黨或共產黨類型的社會改造的實踐，在臺灣都不存在。臺灣上世紀20至40年代的都市里出現的所謂“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來自日本的“文明開化”的產物，和五四沒有關系。

　　這些年學界關注一個問題——對五四激進主義的反思。我的看法是：一、從歷史的脈絡看，確實存在五四激進思潮這個重大現象。二、這種思潮的發(fā)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幾個人憑一時沖動就可以形成風潮的。三、這股思潮對中國發(fā)展的影響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價值，也有很多教訓。四、阻礙中國發(fā)展的是幾千年的專制主義，它是一個體系，包括制度層面、心理層面和思想價值觀層面，把它籠統(tǒng)歸之于傳統(tǒng)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簡言之，五四激進思潮的產生是中國近代全面危機的反映，危機迫使中國走上全面變革的道路，這就是從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會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現代民族國家。問題是，在達成這個目標后，這幾種革命漸次向更高階段遞進，進入到不斷純化思想的精神價值領域的革命，由此再帶動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從此生生不息，不斷革命。在激進和更激進的上升中，激進主義的革命政治進入一切領域，從而阻滯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也就是說，從激進主義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種叫做“無限革命”的軌道。而另一種革命的模式是所謂“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為目標，尤其不觸及精神價值領域，因為精神價值領域是一個很特別的領域，它有其堅固性，它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隨社會變革而來，是一種漸進的、自發(fā)產生的過程。人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動這個領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這已被20世紀的歷史所證明。

　　在談到這些問題時，我不是在苛求我們的五四前賢，對于陳獨秀先生那一輩人，我們永懷敬意。那些激進主義的負面性問題，有的與他們那一輩人有關，也有一些是后來者的認識誤區(qū)，如斯大林模式的影響。陳獨秀先生的思想遺產有許多在現在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紀念陳獨秀等先生，在肯定他們的巨大價值的同時，也指出他們的時代局限——這才是真正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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