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翻到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這二頁的時候，東西方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以致有人將東西方文明的沖突列為將來的主要歷史課題。且慢說文明究竟沖突在哪里，僅以美國在歷史上遭到的兩次攻擊為例，就可以發(fā)現，賓•拉丹的9•11攻擊與當年日本侵略者的襲擊珍珠港，其涵義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軍隊的襲擊珍珠港，是對并吞奧地利、占領波蘭的德國軍隊的模仿。其情形一如像當年的日本海軍模仿一度稱霸世界的英國皇家海軍、打擊中國的北洋水師。善于學習的日本人，即便發(fā)動戰(zhàn)爭，也忘不了模仿他人。更不用說，日本人的襲擊珍珠港，帶有明確的利益需求，懷有一目了然的政治意圖。

　　然而，美國所遭受的9•11攻擊，情形正好相反。不管攻擊者是如何無情的亡命之徒，選擇了不擇手段的恐怖方式，但人們很難從中看攻擊者有什么經濟利益可圖，也很難發(fā)現其中含有什么具體的政治目的。人們無可否認的只是，這樣的攻擊不是沒有緣由的。問題只是在于，緣由何在？

　　9•11攻擊顯然既不是行為藝術，也不是商業(yè)行為或者政治行為。因為二十世紀很有一些佯裝瘋顛的藝術家，做出各種古怪的行為，以圖成就一世的名聲。此外，以往許多恐怖行為，又大都以商業(yè)利益或者政治意圖為目的，致使被劫持者、被攻擊者通常還有談判的余地。比如以金錢贖買，或者交換人質。但9•11的攻擊者卻什么都不要，只要大家同歸于盡。

　　毋庸置疑，這樣的恐怖行為是必須制止的，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方式，也要加以制止。然而，制止恐怖是一回事，解讀這樣的行為又是一回事。

　　對此進行商業(yè)性的閱讀，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是攻擊者們相信他們的靈魂因此可以升上天堂，這也不能讀作是攻擊者們跟上帝之間的一筆交易。政治性的閱讀也同樣沒有根據。再瘋狂的人，也不會瘋狂到自以為可以通過這樣的攻擊，建立一個阿拉伯帝國。也許像心理醫(yī)生那樣的精神分析，是成立的。只是在那種隱喻性的讀法上，必須區(qū)分由點及面的讀法和由面及點的讀法。

　　在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之后的整個殖民時代，地球并沒有像當今天下這樣，經由現代傳媒、現代通訊、現代交通、還有現代高科技所帶來的電子時代和全球化經濟等等原因，成為一個村落式的世界。因此，許多歷史事件都有必要進行由點及面的閱讀。正是這樣的由點及面閱讀，使《魯賓遜飄流記》有了歷史的隱喻意味，使魯賓遜和星期五的故事成了一個可能至今尚未完全解開的歷史情結。

　　然而，歷史發(fā)展到今天這樣的全球化時代，由點及面閱讀卻可能會喪失事件背后的真實性。尤其是在冷戰(zhàn)時代結束之后，人們可以發(fā)現，過去那種意識形態(tài)式的界分，乃是非�？梢傻�。因為相同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之間，可能發(fā)生你死我活的戰(zhàn)爭；
而在不同意識形態(tài)國家之間，卻會結成聯盟，不管這聯盟出自利益上的一致，還是由于其它原因。當世界還沒有被全球化、人類還沒有如此緊密地相關的時候，由點及面的歷史閱讀通常具有揭示事件背后種種聯系的效應；
而當世界被全球化到當今這種程度時，由點及面的閱讀顯然會使事情更加復雜化。換句話說，由于太多的聯系，迫使人們不得不從對聯系的揭示、轉向尋找聯系背后的真相。那個真相很可能不是一個面，而是一個點。或者說，隱藏在一個巨大的話語背后的事實真相，很可能只是很個人的恩恩怨怨，很狹隘的一己私利。由此可見，魯賓遜和星期五故事的歷史含義不是永恒的，而是有限的。比如，9•11攻擊就不能被讀作是星期五挑戰(zhàn)魯賓遜的隱喻，更不能因此而由點及面地讀作是兩種文明的沖突。

　　這可能應當成為一種常識，即在不同的文明之間存在著的，不是沖突，而是差異。文明之間的差異通常是互補的，雖然不排除沖突的可能性。一般說來，總是異性相吸，同性相斥。由彼此之間差異演變?yōu)闆_突的可能性、遠低于因為彼此之間的相同而發(fā)生的齟齬。從歷史上發(fā)生的許多事例來看，即便是不同的民族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彼此間的文明卻并不沖突。亞歷山大的征戰(zhàn)，并不意味著希臘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或者波斯文明之間的沖突，相反，彼此之間恰好由于戰(zhàn)爭而發(fā)生了互補性的交流、融合。在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侵甚至異族占領，非但沒有使文明受到什么損害，反而使得所有的入侵者最后都被所他們侵入的中華文明所同化。所謂的五胡亂華，最后結果卻是五胡入華。就拿世界近代史上的殖民戰(zhàn)爭來說，不管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戰(zhàn)爭激烈到什么地步，彼此間的文明也并不沖突。長期的戰(zhàn)爭結果，一方面是東方國家的依次西化，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越來越帶有東方色彩。因此，文明沖突理論與過去的階級斗爭學說具有相類似的性質，乃是將個案性的利益需求，夸張成公案性的、或者說共案性的歷史話語。

　　面對9•11攻擊，用文明沖突作解釋，遠不如追尋攻擊背后的個案事實更符合實際真相。打個比方說，當一個大家庭突然遭到不顧一切的瘋狂攻擊的時候，除了自衛(wèi)、除了制止那樣的瘋狂，這個家庭完全有理由轉而詢問自己的家庭成員，究竟是誰與攻擊者結下了如此重大的梁子。雖然攻擊者明確表示他們仇恨全體美國人，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美國人不僅是無辜的，甚至是毫不知情的。在這種顯然被夸大了的仇恨背后，實際情形很可能是僅僅起因于對方與個別的美國政客、美國商人、甚至美國政府的某些情治人員之間的磨擦。而且，從攻擊的如此不顧一切來看，那樣的磨擦與其說是利益上的沖突，不如說是心理上的不平衡。利益上的沖突對象，通常是相當具體、相當明確的。唯有心理失去平衡造成的仇恨，才會變得盲目和夸張。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一不小心就被夸大成了國家之間、甚至種族之間的深仇大恨。仇恨者如此夸張是沒有理性的，被仇恨者接受這樣的夸張，也是沒有道理的。一旦雙方都隨著這樣的夸張，彼此無限上綱，沖突無限升級，那么人類的末日也就真的降臨了。

　　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當今的現實世界中，有許多難解難分似的問題，大都出自彼此之間那種由點及面的夸張。明明是這個政府與那個政府之間的磨擦，卻要上升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就像過去一個雇員與一個老板之間的關系，可以生發(fā)出階級斗爭的理論；
如今一個叫做阿卜杜勒的阿拉伯人與一個叫做亞當的白人吵架，可以引申為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的文明沖突。如此等等。西方思想家們雖然非常強調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重要性，但一涉及具體的案例，又習慣于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齟齬，說成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斗爭。甚至非常個人化的情緒，都會變成一種哲學。就像法國以前有個叫做薩特的哲學家，竟然有本事把他個人的惡心感受，夸大成所謂的存在主義哲學。

　　在如此這般的夸張面前，胡塞爾當年提出的走向事物本身，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胡塞爾在《幾何學起源》中提出的“活的現時”（living present），更是顯示出了實際的意味。“活的現時”意指在一個生存空間里的當下的、具體的、共時性的個案，以此區(qū)別于此一個案背后可能存在著的過去的、歷史沉積的、抽象的、歷時性的公案，或者說共案；
用胡塞爾的話來說，叫做“主體間性”。雖然存在具有海德格爾揭示的時間向度，可以被時間所遮蔽，也可以在時間向度上被敞開；
但存在者之間的生存，卻具有無容置疑的共時性。在一個共時性的空間里、或者叫做在一個共時性的結構中，點不僅是成立的，而且是有實際意味的。這就好比在波粒二像性所揭示的物理現象中，電子和電子波一樣，都是實在的。只是當觀察者想測準波的動量時，粒子的位置就模糊了；
而想要測準位置時，粒子運動的動量就只能被忽略。在胡塞爾所說的“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里，個案性的零點假設，不僅是有意味的，而且是必要的。就像零作為一個實數是不成立的，但在數學中卻絕對不能沒有零的存在。由于零點的假設，使由面及點的閱讀成為可能。

　　零點的假設，也使人們將9•11攻擊事件朝著個人恩怨的個案梳理，成為可能。相比于在事發(fā)之后對于美國總統是否作出了正常的反應、紐約市長是否盡到了責任之類的詰問和調查更有實際意義的，也許是對所有直接或者間接接觸過賓•拉丹的美國官方或者非官方人士的采訪，以此弄清在一個巨大的話語和一次史無前例的攻擊背后、是否存在著極為私人性的的個案真相。假如要對這個歷史事件進行哲學性的思考的話，胡塞爾的《幾何學起源》顯然要比德里達的《胡塞爾幾何學起源引論》更有價值，也更加實在。

　　德里達在他的《胡塞爾幾何學起源引論》一著中，以玩弄概念的手法，從過去、現時、未來的時間向度上，硬把在空間座標上的“活的現時”說成不可能，從而杜撰出他自己的那個“分延”（“differance”）來取代胡塞爾的“活的現時”。德里達由此模糊從而取消了現時性個案的不可夸張性，或者說，點的不可延伸和擴展。德里達非常武斷地斷定，現時不可能駐足于“點”，也即是不可能駐足于個人的個案，斷定現實生活中不能做出“零”點的假設。換句話說，德里達借用海德格爾的時間，否定胡塞爾對空間的論述；
其情形一如以對波的動量的測定來否認粒子的位置的存在。

　　但在事實上，對9•11事件進行個案性的定位，可能比公案性的調查更加重要。把9•11的恐怖襲擊夸大成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世界的沖突，絕對不會比把這一襲擊限定為賓•拉丹與美國具體什么人的恩怨的個案更符合實際。這就好比一個德國家庭的孩子和一個美國家庭的孩子吵架，仲裁者是從零點的方向、從個案的角度將此判定為僅僅是兩個孩子之間的吵架符合實際情形呢，還是從德里達那個“differance”的方向、從公案的角度將此延伸為是德國法西斯和美國民主政治制度之間的斗爭更符合實際情形？

　　就9•11攻擊的攻擊者而言，他們可能正是按照德里達的那種書寫方式，將個人與美國某些人物之間的恩怨夸大為阿拉伯人與美國人之間的仇恨。而且，攻擊者似乎也是按照德里達的那種解構主義方式，追求策略上的完美和操作上的可行，而根本不考慮行為本身是否有違世人公認的價值觀念和普世共識的倫理道德。按照德里達的學說，9•11攻擊可能是最為后現代、或者說最為解構主義的行為，徹底到了看上去除了操作，什么都沒有，甚至德里達所討厭的語音也沒有，只有轟然爆炸的聲響。但德里達絕對不會承認說，這就是他在《胡爾塞幾何學起源引論》一書中津津樂道的那種先于說話的“書寫”（L’ecriture），也不會承認說，這就是他所強調的Differance。因為德里達不會不知道，這樣的操作并不是沒有意義在內的；
不會不知道，這樣的意義是相當具體的。

　　假如說，9•11攻擊真正摧毀了什么的話，那么其摧毀的就是風行于美國大學的德里達學說。雖然9•11攻擊者將目標鎖定為美國、鎖定為紐約具有地標意味的兩座高樓大廈。這讓人想起一句中國諺語、叫做，歪打正著。因為被炸掉的建筑物，都是可以重新建造的。死難者的死難所激發(fā)的，并不是恐懼，而是美國人對當初立國時的基本價值的記憶。但德里達的學說，卻因為這種解構主義式的攻擊而遭到了空前的嘲諷。當年以索爾•貝婁為首的十幾位美國教授學者，曾經非常嚴肅地抵制過德里達的學說，卻沒能收效。如今9•11攻擊一聲轟響，德里達學說應聲而倒。

　　2003年5月31日，9•11事件發(fā)生一年半之后，德里達和另外一個學者，在法國《解放報》和德國《法蘭克福報》上同時發(fā)表聯合簽名文章，《首先在核心歐洲捍衛(wèi)一種共同的外交政策》。該文聲稱，歐洲要有一個領導核心，歐洲人要尋找一種能夠帶動歐洲聯合的共同價值觀，這種統一的歐洲價值觀將體現在未來的世界政治設計上，說得更明白些就是，用一種建立在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政治秩序抗衡美國的超級霸權政治。且不論該文的觀點和立場如何，饒有意味的是，該文似乎是向世人公開表明了，德里達不再是那個力圖消解語言的聲音和言詞的意義的德里達了。德里達終于用聲明式的語言，向全世界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也即是他過去要解構的語音。德里達不再對統一的、共同的價值不屑一顧了，而是熱情洋溢地追求起了那樣的價值觀。德里達也不再堅持他在《胡爾塞幾何學起源引論》一文中的立場，而是不言而喻地承認了胡塞爾的“活的現時”和“生活的世界”的共時性和結構性，雖然德里達將他的結構和空間僅限于歐洲。德里達當年向美國學界宣布“結構主義已經死亡”時，絕對不會想到，他自己在9•11攻擊發(fā)生后，竟然會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回到被他聲稱已經解構了的結構主義立場上。由此看來，德里達確實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策略家，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

　　既然德里達走出了這一步，回顧一下德里達在哲學上、在思想界曾經扮演過的角色，也許就不是沒有必要的了。

相關熱詞搜索：摧毀 攻擊 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