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7月29日，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見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財政部部長王云五、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政務次長徐柏園、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蕓、臺灣省財政廳長兼美援會聯(lián)絡人嚴靜波（家淦）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

　　這一行人從南京乘專機至杭州，再經(jīng)由京杭國道，到武康縣（今德清縣）三橋阜，換乘肩輿上山。從三橋阜到山頂?shù)墓�路，抗�?zhàn)時就已被毀，尚未修復，登山就要坐轎子，一路之簸搖，想必不是一件愜意的事。其間，發(fā)生過這樣一個小插曲：翁文灝等人三橋阜下車，守候在路旁的轎夫，竟沖著身材矮瘦的翁文灝一擁而上，無一人理會王云五，據(jù)說是過于肥胖，“轎夫不愿高抬”。這件趣事，是當時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員、民政廳廳長職務的阮毅成后來在一篇有關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說起來，自是朋友間的相與笑樂，但轎夫們這種“不愿高抬”的現(xiàn)實心理，對于這次力主幣制改革的王云五來說，或可成為接下來發(fā)生“金圓券風潮”最好的注腳：民眾切身利益決不容忽視，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國民。

　　這時的中國，經(jīng)歷八年抗戰(zhàn)之后，生命財產(chǎn)毀損難以計數(shù)。作為執(zhí)政的國民黨，理應給剛剛擺脫戰(zhàn)亂之苦的中國人，一個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發(fā)展經(jīng)濟、休養(yǎng)生息的機會。不料，戰(zhàn)后僅十個月，內(nèi)戰(zhàn)全面爆發(fā)，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國政府派來剛獲準退休僅十天的馬歇爾將軍居間調(diào)停，中共所堅持的底線是，反對“一黨獨大”，和談之外，以武力抗爭；
國民黨不愿放棄執(zhí)政優(yōu)勢，則希望在局勢稍加穩(wěn)定、全國性的危機爆發(fā)之前，能夠迅速解決中共問題。

　　當時雙方兵力和地盤，國民黨占絕對優(yōu)勢；
但隨著戰(zhàn)后經(jīng)濟不斷惡化，以及接收措施喪失民心，形勢此消彼長，國民黨的頹勢正逐漸明顯起來，這不止反映在政治層面上，經(jīng)濟和金融等問題處理得也是一團糟。以淪陷區(qū)為例，抗戰(zhàn)結束后，政府一紙命令規(guī)定：不準使用偽銀行貨幣（中儲券、聯(lián)銀券等），偽幣二百元對一兌換法幣。如此變易，意味著淪陷區(qū)數(shù)億民眾的動產(chǎn)價值，一夜之間，變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不到八個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五百倍之多！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自1947年9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nèi)部報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貨比5月底膨脹了64%，比去年初膨脹了27%。1947年的頭五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xù)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于基本趨勢�，F(xiàn)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保ā侗贿z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二）

　　1948年6月，前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云五就任行憲后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為挽救此時瀕于崩潰的經(jīng)濟，提出幣制改革案，以“金圓券”代替業(yè)已崩潰的法幣，限制物價暴漲（即以行政辦法平抑物價）。在王云五看來，“只有改革幣制，才能挽救財政經(jīng)濟日趨惡化的局勢”（王云五《岫廬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這一想法，早在一年前就有了。

　　這里有必要談一談“法幣”。

　　民國以降至抗戰(zhàn)爆發(fā)這段時期，中國財政與金融可用一個“亂”字來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幣值制度尚無法確立，金融界資本家、軍閥與錢莊各自發(fā)行貨幣，單其硬幣就數(shù)十種之多。二次北伐后，蔣介石形式上統(tǒng)一了中國，由于仍無法統(tǒng)一貨幣，距真正的“國家統(tǒng)一”還有一段距離。1929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麥拉應邀來華協(xié)助推動金本位制貨幣改革，未果；
1933年，國民政府引進銀本位制，即有名的“廢兩改元”政策，并開始鑄造銀幣。此時正值世界性經(jīng)濟大恐慌，西方各國相繼脫離金本位制，改采以國家信用或政治力為基礎的通貨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國政府大量收購世界銀元，致使國際市場銀價暴漲。中國民眾也大賣銀元換取美金，造成國內(nèi)銀元大量流向美國，銀本位制搖搖欲墜。此時英國政府看準中國幣制即將崩潰，便打算積極介入，取得對新幣制掌控。為此，英國政府派出大師級金融專家李斯·羅思前往中國，指導進行幣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宣布將銀元國有化、停止以銀元兌換銀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貨改成政府指定的紙幣，這就是所謂的“法幣”，即法定通貨。

　　法幣發(fā)行之初，對穩(wěn)定和推動戰(zhàn)時中國經(jīng)濟起到積極作用�！斑^去從來沒有人相信中國能完成財政改革，統(tǒng)一貨幣，但蔣介石在英美大力協(xié)助下手術成功、穩(wěn)住了陣腳”。不過，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亦極為深刻，“在這場豪賭之中，英國方面總共借款中國一千萬英鎊之多。……這也造成了中國在財政甚至外交上依賴英美的局面”（黃文雄著《日中戰(zhàn)爭》，臺北前衛(wèi)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開戰(zhàn)的1937年，國民政府發(fā)行的法幣總額推定為14億元；
八年之后，就是抗戰(zhàn)結束那年，發(fā)行總額卻高達5569億元，暴增約400倍，通貨膨脹嚴重可想而知。

　　如果說法幣已漸成中國主流通貨，抗戰(zhàn)爆發(fā)后，實際上還有一場不見硝煙的“通貨攻防戰(zhàn)”。如日本人于1937年11月登陸杭州灣，即刻發(fā)行“軍用票”，其目的是貶低法幣值（后強制擴大至占領區(qū)）；
次年三月，日本人更處心積慮地協(xié)調(diào)華北聯(lián)合準備銀行發(fā)行“聯(lián)銀券”；
共產(chǎn)黨八路軍在晉察冀邊區(qū)發(fā)行“邊區(qū)券”；
汪兆銘“南京政府”成立后，則于1941年1月6日由中央儲備銀行發(fā)行“儲備券”（中儲券）。如此等等，“這場通貨戰(zhàn)爭競爭的不只是通貨的健全性、信用與流通性，其中也少不了制造讓對手經(jīng)濟混亂的‘假鈔戰(zhàn)爭’”。

　　抗戰(zhàn)結束不久，國共雙方重新開打。國民黨方面，由于軍費大增，財政惡化，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財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fā)行前，法幣發(fā)行額增至660萬億元，比抗戰(zhàn)前夕增加了40余萬倍，物價較抗戰(zhàn)前上漲了3492萬倍；
此暴漲局面，反過來又導致加速法幣的流通速度和貶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這樣說：“當時流行著這樣的笑談：‘在中國惟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yè)是印刷鈔票’�！�

　　宋子文內(nèi)閣（1945年5月）、張群內(nèi)閣（1947年4月）均采取過應急措施，前者以拋售黃金平抑物價，“雖略收效于一時，終久亦告失敗”（王云五語）；
后者提出一個“經(jīng)濟自助十年計劃”，即控制物價、穩(wěn)定幣制、清理稅則、恢復生產(chǎn)等；
然龐大軍費開支，最終未能抑止法幣瘋狂發(fā)行和貶值。針對米價上漲，中共與民盟共同發(fā)起“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運動（國民黨稱之為“吃光運動”），盡管行政院宣布調(diào)整大學生副食費，卻未能抑止此全國性的“反饑餓運動”。

　　早在抗戰(zhàn)后期，蔣介石即曾多次邀請王云五參加政府工作，“以貢獻其多年注重科學管理之經(jīng)驗于戰(zhàn)時經(jīng)濟”（吳相湘語），王以商務印書館一時無相當人選可資接替，婉言謝絕�？箲�(zhàn)后，蔣舊意重提，王仍愿以在野從旁協(xié)助，不愿入閣。1946年4月，王云五自重慶東下上海，蔣托王世杰赴滬堅邀，才有所松口。5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蔣即任命王為經(jīng)濟部長。任職約有一年，在若干計劃或步驟，與行政院長宋子文見解不和，曾三度辭職。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憲后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惟一的誘惑使我勉允擔任此職，就是對于改革幣制之憧憬……”

　　王云五親擬“幣制改革平抑物價平衡國內(nèi)與國際收支聯(lián)合方案”，其中第一條就是：采行管理金本位制，于最短期內(nèi)發(fā)行新幣。此案與翁文灝交換意見后，次日特謁蔣介石，蔣“原則上表示贊同”（王云五語），但為慎重起見，又指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及三位專家協(xié)助翁、王二人詳加研究，并草擬各有關辦法，由此有了一個“六人小組”。從7月9日至28日，整整二十天，三十幾條原則，“經(jīng)六人小組多次秘密討論”，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進一步草擬具體辦法。此修正案原本擬交7月底立法院休會前提請通過，蔣介石認為“時間或來不及”，且公布前須“絕對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討論。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灝、王世杰、王云五、俞鴻鈞等人從南京趕赴莫干山，與蔣會面，共商幣制改革案。

　�。ㄈ�）

　　為保密起見，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經(jīng)杭州時，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頒布《財政經(jīng)濟緊急處分令》，公布《金圓券發(fā)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資產(chǎn)登記管理辦法》、《整頓財政及加強管制經(jīng)濟辦法》等四種法規(guī)。

　　一，《金圓券發(fā)行辦法》：規(guī)定以金圓為本位幣，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幣三百萬元，換金圓一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換金圓一元。金圓之法定含金量為0.22217公分，采十足準備制。金圓券發(fā)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對美金匯率，為金圓券四元合美金一元。

　　二，《人民所有金銀及外幣處理辦法》：公布黃金白銀及外國幣券國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銀外幣，應于9月30日以前，持向當?shù)刂醒脬y行兌換金圓券。

　　三，《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資產(chǎn)登記管理辦法》：限令國人在國外存放款項，必需向政府登記，以便管理。

　　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jīng)濟辦法》：加強管制經(jīng)濟，凍結物價，限定全國物品及勞務價格，按8月19日標準，折成金圓券出售，不得變動。

　　公布之前夜，各種文件起章與謄正，均由王云五一人辦理，“不肯假他人之手”。公布第二天，行政院長翁文灝發(fā)表談話，說明經(jīng)濟緊急措施意義。8月21日，蔣介石通電各省市政府，曉示政府改革幣制、穩(wěn)定經(jīng)濟決心，并派出俞鴻鈞、蔣經(jīng)國、張厲生、王撫洲、宋子文、霍寶樹等人，為上海、天津、廣州各區(qū)經(jīng)濟管制督導員。

　　8月22日，行莊復業(yè)，即中央銀行開始收兌金銀外幣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辦公室接到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上海長途電話，言賀幣制改革政策成功，并稱“……其情形之踴躍，著實出乎他所預料之外”。從相關史料看，幣制改革一月內(nèi)，全國物價，雖隨地而異，稍有漲落，但“大體仍甚良好”（王云五語）。除少數(shù)商品，如紙煙類漲價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準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應可說良好”（吳相湘語）。

　　9月3日，從美國訪問歸來的傅斯年致函王云五：“此事關系國家之生存，非公之無既得利益者不足以為此，卓見毅力。我是向來好批評而甚少恭維人的，此次獨為例外�！备低瑫r勸說王云五取消此次赴美開會計劃，或許認為王作為幣制改革主持人，在此關鍵時刻不容離開。后來事實證明，這一擔憂不無道理。“行政院臨時卻將收兌金鈔之期限延長，那時候，我正在美國開會，接到此項消息，至感奇異，但自延長之日起，即十月一日起，不僅求兌者寥寥無幾，而四十日之樂觀局面，也就從此突變……”王云五事后感傷地說。

　　此時出現(xiàn)兩大現(xiàn)象：一，開始有黑市。對外匯價，下跌甚速，由原來的四比一，下跌至十比一，逐漸至二十比一。二，搶購風潮興起。其原因是：加強經(jīng)濟管制，凍結物價，屬硬性規(guī)定，店家老板，只得服從�！安痪寐斆魅吮銚屜荣徺I，寖假而大家參加搶購。先搶洋貨雜品，次及米糧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錢，無所不搶，社會秩序騷然……”（徐柏園語）10月11日，王云五自美國會議歸來，認定此次搶購風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組織的舉動”。但對于更多民眾來說，其悵然與絕望，或不亞于戰(zhàn)亂帶來的紛擾與不幸。尤其是淪陷區(qū)民眾，持有的貨幣，九年之間三次重大變易，已等于烏有！“然而他們?nèi)圆辉共挥�，搜查箱底找出少�?shù)收藏多年結婚金飾等遵令往兌成金圓券”。金圓券發(fā)行四十日內(nèi)，以紙易金，兌得黃金美鈔逾三億元，可說是大多民眾將戰(zhàn)火劫余全部奉獻，愛國心發(fā)揮盡致，但亦實屬被迫而徒喚奈何！

　　事實上，將金融市場攪亂非此時心如亂麻的小商人，真正是那些強勢的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赴滬實際主持經(jīng)濟督導的蔣經(jīng)國，在8月22日日記稱：自新經(jīng)濟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對于幣制的改革以及經(jīng)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
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的態(tài)度。……搗亂金融市場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蔣經(jīng)國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臺北出版）；
從郭廷以編著的《中國民國史事日志》中亦可知其違規(guī)之況，如9月2日：泄露改革幣制消息乘機牟利之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所謂在滬拋售紗股之隱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紗廠總經(jīng)理榮鴻元因私套港匯，證券經(jīng)紀人杜維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幣制改革前夕拋售永安紗股，被上海經(jīng)濟管制督導員蔣經(jīng)國扣押。10月1日：宋美齡自京到滬（傳與上海揚子江公司囤積大批汔車鋼鐵棉紗案有關，該公司總經(jīng)理為孔祥熙之子令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幣發(fā)行前，蔣介石曾兩次咨詢前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張直言相告：必須有充分現(xiàn)金準備或外匯儲備。或則控制每日發(fā)行額，較前減少，方可實行；
若無充分現(xiàn)金準備，則至少也要把握物資，有力控制物價，使新幣不貶值。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蕓在蔣召集的一次會上也說：此時改革幣制，對安定民心，未必能收宏效；
因改革幣制要有充分的準備，我們目前的現(xiàn)金儲備，已愈用愈少！王云五則說：我們有“關余”，可充新幣之準備。劉反問：只剩下一個上海關了，還能收到多少？發(fā)行新幣，缺少現(xiàn)金準備，已違反貨幣學基本原理；
即便如王云五所說以“關余”作準備，則仍需相當時日，“始可積存成數(shù)”。且關稅以關金為單位，抗戰(zhàn)時關金券已以二十對一法幣流行市面，等于變相發(fā)行大鈔。代收關稅的各外國銀行素來驕橫，抗戰(zhàn)八年中英關系每下愈況，若再指望英政府將如1935年推行法幣時予以支持，即將所有關稅以外匯撥交，“恐不十分可能”。凡此種種，王云五事先理應周詳考慮，寧緩毋急，或多尋其他之方案。然上任后七十九天即斷然宣布發(fā)行金圓券，“實在遠超過本人才能學識，以致愛國終致誤國”（吳相湘語）。

　　王云五設法補救，擬方案兩種，翁文灝彷徨失措，不敢實行。10月16日，“經(jīng)管會對兩案，特別是預結外匯一案，意見未能一致，遷延莫決，而金圓券日益貶值，一般物價惡化尤甚，……而若干地方已發(fā)生搶購糧食情事”（王云五語）。10月29日，立法院主張取消限價；
10月31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改善經(jīng)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放棄物價限制，糧食依市價交易，自行運銷，紗布、糖、煤、鹽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定示價……等于宣告幣改失敗。

　　11月3日，翁文灝內(nèi)閣決定總辭；
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辭職，黯然離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圓券發(fā)行辦法》，同時頒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準許民眾持有金銀外幣，準許銀幣流通，金圓券存款時得以金圓券同額兌換金銀，改訂金圓券兌換率，黃金每兩一千元，白銀每兩十五元，銀幣每元十元，美鈔每元二十元。其比率卻高于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此時人們對金融信心大跌，寧買黃金，而不要金圓券，“每日上海黃浦灘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門前，自清晨至傍晚，鵠立群眾擁擠不堪，現(xiàn)象十分惡劣，終于發(fā)生擠斃人命”（張公權語）。

　　“發(fā)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chǎn)，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接著，平津失守，中原會戰(zhàn)失敗，軍事逆轉(zhuǎn)，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至11月，金圓券總額突破原限二十億；
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發(fā)行總額已上漲了63900余倍，幾成廢紙。

　�。ㄋ模�

　　有學者提出“金圓券是大陸沉淪主因”（沈云龍語），或許是從政策與民心的“得與失”來加來解讀的。以其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看，未必過分之言。

　　不過，對當事人王云五來說，在此金圓券背后，仍有許多難言之隱。至少，其結局與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后，王近八十高齡，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圓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針對文中未盡之言，多有疑問；
王一一作答，坦誠無遮，甚至“是非功罪不愿一辯”，或不失其磊落。

　　阮問：外間均謂我抗戰(zhàn)勝利之時，國庫有外匯七億元美金。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一年余即揮霍殆盡，因而通貨膨脹，幣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當時確有七億元美金，亦確為宋子文用光……

　　阮問：幣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擬議，迄未定案，因無人敢負如此重大責任，而于先生接長財政部后，斷然提出。并有人謂系奉命提出，終于造成重大風潮，甚至大陸撤守，此亦被指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系屬代人受過，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確有數(shù)種幣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財政部后，一一取閱，曾有所參考。金圓券辦法，系本人獨創(chuàng)，并無人授意。惟事先報告中央時，曾說明此須軍事上有把握，方能實施。否則軍費無限制開支，而失地日多，人心動搖，即斷不能辦幣制改革。而軍方首長，皆謂軍事絕對有把握，并可于幾個月內(nèi)，即可將北方□□肅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不料十月初，濟南即告撤守。而東北駐軍竟自印鈔票，幣信遂告下跌，終至無法挽回。所謂代人受過，本人從未敢以此作推諉之藉口也……二，中央當時有鑒于通貨膨脹之危險，急求改革幣制。初意能得美援幫助，而美國竟袖手不理……

　　阮問：先生當時主張統(tǒng)一各省地方貨幣。尤其是東北幣與臺幣，但為人在審查小組中反對，致未能徹底實現(xiàn)。反對者系何人？

　　王答：反對最力者，系臺灣省政府。但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嚴靜波先生，在臺改革新臺幣，其構想與前一年本人之辦法相同。嚴之所以成功，乃由于臺灣軍事安定。而陳辭修（陳誠）先生之堅毅，又遠非翁文灝所可及。

　　阮問：先生當時主張封存京滬各大都市銀行之保管箱，在審查小組中，遭受堅決反對，致未能實行。反對者系何人？

　　王答：反對最力者，系俞鴻鈞。

　　阮問：先生于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國開會，是否當時可以不去？

　　王答：系因是年國際貨幣基金會，輪值我國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復前，先能在基金會曾謀求貸款。行前將一切補充辦法，親自擬就，送交翁文灝。而翁膽小，竟聽信俞鴻鈞之言，謂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兌金鈔，延期一個月截止，予以同意。俞鴻鈞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上海辦公。俞又曾在戰(zhàn)前，任上海市長，自易受上海工商界甚至幫會人士之包圍。本人當時如在國內(nèi)，或翁肯有負責任，即不致有此失敗。

　　阮問：先生主張糧食限價，而有人反對，堅持自由買賣。糧價一經(jīng)放松，其他物價乃皆無法管制，此亦為導致金圓券失敗之主要原因。未知反對糧價限價者，究系何人？

　　王答：反對者最有力者，為糧食部部長關吉玉。附和之者，為主計長徐堪。二人均謂糧食不足，限價則政府無法應付軍糧，影響□□軍事。其實，二人皆想做財政部長，故不愿支持我之政策。其后，我辭職獲準，接長者，果為徐堪。

　　阮問：文中針對金圓券后期，曾謂擬將向人民收兌之金鈔，拋出一部分，可以收回金圓券數(shù)億元，以免金圓券發(fā)行膨脹，但為何未予實行？

　　王答：因翁文灝舍不得再拋出去。其時，總統(tǒng)因北方軍事緊急，赴北平指揮。本人欲赴北平報告，翁謂彼尚有其他要政，須行報告，應由彼前往。我謂金圓券事甚復雜，他人恐說不清楚。翁謂總不宜二人均離開南京，君有何話要說，可全部寫出來，必全文轉(zhuǎn)呈。結果，翁到北平后，對再拋出事，一字未提。

　　阮問：金圓券發(fā)行后，究竟收兌到民間黃金、美鈔、外匯若干？其后又如何支用？

　　王答：共約收到美金四億至五億之間。民間所存，必不止此數(shù)。熟人中，凡曾兌換金圓券者，皆當面對我，責罵備至。當時上海收兌者，均送中央。平、津、廣州，各一部分。武漢，則為當?shù)剀娙丝哿�，并未解繳……

　　王云五上述追憶中，對翁文灝其人微詞頗多，似不無道理。

　　以翁多年為人與處事，一直遭人詬病：貌似恭謹，心懷機詐；
諂上驕下，巧于仕途……（沈云龍語）胡適與之過往幾十年，知之甚深。1948年10月，正為金圓券危機之時，在北平，胡適請?zhí)障ＪマD(zhuǎn)告蔣介石一句話：翁不能做行政院長！陶聞之大驚，問何故？胡適說：“蔣先生謬采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時，他患得患失，不知進退，他對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沒有誠意，而對部下，則刻薄專斷，他不能做行政院長�！保ㄌ障Ｊァ蛾P于敦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及其他》，臺灣《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

　　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指出：“政府當局祗知以學人或社會賢達當政，企圖一新國人耳目，而不詳究其專長而任意安置。這完全是政治上粉飾行為，無補于政治革新的實際，且適以誤國，王云五即因此被犧牲。”王本是一出版社總經(jīng)理，雖讀書博而且勤，然衡以近代學術標準，最多是一“雜家”，而絕非“專家”；
況且一大出版機構每年收支數(shù)目，遠不如一中型銀行，見識與經(jīng)驗自有高下；
翁文灝是一地質(zhì)學家，于財政金融更是一竅不通。尤其危機來臨，虛與委蛇，心有旁騖，缺少擔當，此次幣制改革焉有不輸之理？加之國民黨長年訓政，獨享政權，對多元勢力無法包容，亦未能疏解；
行政腐敗，經(jīng)濟崩潰，物價飛漲，流民增多，社會不滿難以平息，此正為中共革命“江山易幟”最佳時機，蔣政權大陸潰敗之日，為期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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