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藝平:我眼中的南方報人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走進(jìn)南方,印象最深的莫過于草木,一年四季,樹是綠的,草是青的,形態(tài)不一,顏色各異,卻一樣賞心悅目。
走進(jìn)南方的媒體,最先感受到的同樣是它們的參差多態(tài),以至于有人說,南方,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精神概念,許多現(xiàn)行的秩序和慣常的觀念因它而打破;
許多卑微“不足道”的東西被它放在了目力可及的地方。
生長在南方這片草木繁盛之地,“南方報業(yè)”賦予了它的員工們一個共同的稱號——“南方報人”。我卻常常覺得,“南方報人”四個字,另有深義在焉。
10年前,為了紀(jì)念南方日報社成立45周年,報社輯錄出版了《我心愛的篇章》一書。在這本書里,我第一次讀到黃文俞的《回憶辦報二三事》,和附在文章后面的百來字的“作者自述”。這段簡短的文字讓我大吃一驚。1957年,正值反右高潮,南方日報總編輯黃文俞受命創(chuàng)辦《羊城晚報》,辦出了一張完全有別于機關(guān)報的報紙,在一片蕭殺中綻放的這一抹生機,成就了中國報業(yè)的一株奇葩。黃文俞卻對晚年的回憶之作作了如此評價:“雖然沒講假話,但并未暢所欲言地講真話,這怎能算是我心愛的篇章呢?”原來,晚年黃文俞立下了“講真話為寫文章的準(zhǔn)則”,而在寫文章時,“有些雖自以為想清楚的問題又未便寫出來”,故而自責(zé)。孜孜求“真”一至于此,由不得我心肅然。
在《我心愛的篇章》中,我還讀到了剛從《南方周末》主編位置上“安全著陸”的左方先生的文章。他寥寥數(shù)語的“自述”不謀而合地提到了黃文俞,坦陳自己辦報,就是“奉行黃文俞‘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不再說假話’的箴言”!赌戏街苣肥切聲r期報業(yè)的傳奇,兩代報人,一句箴言,穿越幾十年的時空,這里面該有著怎樣的因緣際會呢。
沒想到,一次難得的機緣很快降臨到我的身上——1995年秋,我被任命為社委,由于社委會分工的緣故,得以和老左他們一起為《南方周末》工作。然而,當(dāng)時我是頗費躊躇的,就個人稟性而言,我不喜拋頭露面,不慣領(lǐng)導(dǎo)別人,尤其當(dāng)時正專注于時評專欄的寫作,因此內(nèi)心十分苦惱。農(nóng)村報的老同事黃榮增看出了我的矛盾心情,看似不經(jīng)意地提出來:“我?guī)闳ヒ娨婞S文俞吧,他很關(guān)心你的專欄!
黃文俞住在沙面的一幢舊樓里,記得那天穿過逼仄的樓梯、狹長的走廊,我們走進(jìn)了他簡樸的家。過去,我從來沒有見過黃文俞,卻從報社不少老同事那里聽到過他的故事,這位蝸居一隅的老人,八十年代初就離開報社擔(dān)任省新聞出版局局長,但他好像一直是報社的一員,好像從來也沒有離開過似的;
在他退下來之后,“老南方”們和他就愈發(fā)親近了。也許,這就是“同氣相求”融鑄而成的血肉聯(lián)系吧。
更令我意外的是,黃文俞不但對新聞界的現(xiàn)狀了如指掌,他甚至注意到了我在農(nóng)村報的署名專欄,對我那些不甚老到、不甚出色的文字給予了鼓勵,我也就不揣淺陋地談到自己素喜“為文”、不喜“為官”的性格“缺陷”。他淡淡地說,一個人適合干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對于寫稿寫出點名堂就“為官”,“為官”了就不再寫稿或?qū)懖怀龊酶宓默F(xiàn)象,他顯然是有所保留的,卻沒有多說什么,轉(zhuǎn)而和黃榮增聊起了“文革”前辦報的往事,當(dāng)年,他們一個是老總,一個是走出校門不久的年青人,一起編報紙,一起“食夜粥”(上夜班)……聽他們娓娓道來,感覺南方日報就像一條堅實的紐帶,連結(jié)著一種歷久彌深的感情。
直到現(xiàn)在,在黃文俞逝世多年后,他清癯的面容、親切的話音仍讓我記憶猶新,想起來就有一種感動:一個黨報總編輯,歷數(shù)十年辦報生涯,進(jìn)入暮年之時,近于決絕地告誡自己和世人:“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是不可以說假話。”這樣的決絕,正如陳思和在《巴金的意義》一文里透澈剖析的那樣:“‘說真話’,這在激進(jìn)的年輕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創(chuàng)舉,甚至受到輕視,但對于從歷史陰影里走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說,‘說真話’幾乎是一個維護良知和操守的武器,‘不說假話’成了他們衡量自己人格的最后底線!
在《南方周末》的幾年里,我看到,從不諱言“師承”黃文俞辦報的老左,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堅守說真話不說假話的“最后底線”,并且把它推到了“ 報訓(xùn)”的極致,同時毫不含糊地把“認(rèn)報不認(rèn)錢,認(rèn)稿不認(rèn)人”確立為《南方周末》的“報格”。丟了“報格”,就意味著丟了“報魂”。為了讓編輯能夠謹(jǐn)從“認(rèn)稿不認(rèn)人”,他很早就宣布放棄“用稿權(quán)”,只保留“抽稿權(quán)”,以利于編輯部上下共同杜絕“關(guān)系稿”、“人情稿”,當(dāng)然也包括“假話稿”等。一張報紙的公信力,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
正是從黃文俞、左方兩位老南方報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不僅作為地理概念、也作為精神概念的“南方”的氣質(zhì),更看到了不僅是那個特定年代所稀缺、也是今后很長時期仍應(yīng)珍重的“報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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