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3日,蘇聯(lián)西伯利亞一個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莊附近的樹林里發(fā)現(xiàn)了兩個男孩的尸體,其中較大的一個是巴甫列克.莫羅佐夫(Pavlik Morozov),15歲,是少年先鋒隊員。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檢舉過父親,富農(nóng)特羅費姆.莫羅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據(jù)報紙報道,莫羅佐夫家的人是因為怨恨巴甫列克揭發(fā)他父親而將他殺害的,同時遭害的還有他9歲的弟弟。因此,這是一次階級報復的殺害。調(diào)查一開始,蘇聯(lián)報紙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確定為一樁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隊員,而殺害他的人則是“富農(nóng)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個很偏僻的村莊,離烏拉爾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東北350公里。這個村莊的附近有一些勞改營和流放“富農(nóng)”的“特別居民點”。

吉拉西摩夫卡村是個窮地方,窮的人家只有一頭牛,富的人家也不過有兩頭牛。全村只有9戶人家擁有俄國人喝茶用的那種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學,只有一位老師,13本書。就象在西伯利亞西部的許多別的村子一樣, 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獨立性很強。19世紀的時候,他們從俄國中部移居西伯利亞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們對蘇聯(lián)的農(nóng)村集體化運動抵觸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體農(nóng)莊時竟然一戶也沒有報名,蘇聯(lián)報紙因此將這個村點名為“富農(nóng)窩”。

　　巴甫列克的父親特羅費姆是一個很勤快的農(nóng)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蘇聯(lián)內(nèi)戰(zhàn)期間,他受過兩次傷。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兒子揭發(fā)他的時候,他已經(jīng)擔任了三任的村蘇維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檢舉說,他父親把假證件賣給特別居民點的富農(nóng)。

　　報紙上宣傳說,巴甫列克是優(yōu)秀少年先鋒隊員,但其實吉拉西摩夫卡村里當時并沒有少先隊組織。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學,巴甫列克成了積極分子,他喜歡檢舉鄰居們的“錯誤行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還是稱他為“爛貨”。巴甫列克恨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拋棄了家庭,和別的女人去過了。據(jù)報紙報道,1931年11月,特羅費姆在村里學校受審判的時候,沖著他兒子大聲叫喊,“我是你父親啊!”巴甫列克對主審員說,“是的,他曾經(jīng)是我的父親,但我現(xiàn)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親。我現(xiàn)在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個少先隊員。”特羅費姆被送到很遠的北方去勞改,后來被槍斃掉了。

　　巴甫列克檢舉父親以后,膽子更大了,又開始檢舉那些對集體農(nóng)莊有怨言和私藏糧食的鄉(xiāng)親。他9歲的弟弟費沃多（Fyodo）也學他的樣。村里的人都不喜歡這兄弟倆。他們的親爺爺謝爾蓋.莫羅佐夫不準他們進他的家門,其他的親戚也勸他們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說莫羅佐夫家的人殺害這兩兄弟,其實并無實在的證據(jù)。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別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過爭執(zhí),所以村里人懷疑是那些少年殺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剛剛由當?shù)貓蠹垐蟮?就立即變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說是他爺爺謝爾蓋干的,巴甫列克的母親和表兄伊萬.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這么說。最后,莫羅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為“富農(nóng)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審。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為策劃者,堂兄多尼拉和爺爺被定為直接兇手,奶奶被定為將巴甫列克兄弟誘入樹林的協(xié)從罪犯。審判一開始,起訴官引用了斯大林關于在全國強化階級斗爭的講話,凸現(xiàn)事件的政治性質(zhì)。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處死刑,由行刑隊槍決。巴甫列克的表兄伊萬原本就是一個積極分子,因為在事件中表現(xiàn)出色,加入了共產(chǎn)黨組織。

　　巴甫列克很快成為蘇聯(lián)報紙宣傳的英雄和人民學習的榜樣。1933年秋,高爾基呼吁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紀念碑。高爾基說,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親可能是你的精神敵人,不能放過這樣的敵人�！卑透α锌顺蔀橐晃煌昝赖纳倌暧⑿�,電影、故事、詩歌、傳記、歌曲都稱頌他的高度覺悟和對黨的忠誠。他那大義滅親的英勇壯舉成為所有蘇聯(lián)兒童學習的榜樣。

　　巴甫列克的事跡宣傳影響了整整一代蘇聯(lián)兒童的道德意識,由意識形態(tài)規(guī)定的國家利益高于變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間的親情和信任關系。背叛和出賣這些關系不但不再是羞恥的事情,而且更成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進的表現(xiàn)。忠誠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個人為對象, 現(xiàn)在個人的對象被抽象的國家、人民、黨、無產(chǎn)階級所代替。切斷了個人與個人間信任和親情的聯(lián)系,個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孤獨，前所未有地依戀和隸屬于抽象的集體,害怕被這個集體拋棄，害怕被它排斥為異己或敵人。這種惶恐和不安又使許多個人更加不擇手段地劃清一切“壞”的個人關系,以爭取“進步”來表現(xiàn)對集體的忠誠。

　　當時,到底有多少蘇聯(lián)青少年真的揭發(fā)了自己的父母,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得而知。但是,當時蘇聯(lián)報紙刊登的材料卻是不斷給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輩出的印象。有一個叫索羅金（Sorokin）的孩子揭發(fā)他父親偷集體農(nóng)莊的糧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親。還有一名叫西爾沃察. 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學童向班主任報告,說他父親私藏了馬鈴薯。13歲的普羅尼亞. 考里賓(Pronia Kolibin)告發(fā)自己的母親在集體農(nóng)莊的地里偷糧食,他的母親被送進了勞改營,而他自己則因為揭發(fā)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亞著名的少年先鋒隊度假營度假的獎賞。

　　少年先鋒隊號召兒童們學習巴甫列克告發(fā)父母的“不法”行為，少先隊基層組織派隊員到集體農(nóng)莊監(jiān)視農(nóng)民是否偷盜糧食�！渡傧汝犝胬韴蟆范ㄆ诳�登揭發(fā)有功者的名單,表彰他們的事跡�！皩W習巴甫列克”掀起了熱潮,少先隊號召隊員不僅要揭發(fā)父母,而且還要揭發(fā)親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發(fā)的隊員是缺乏覺悟,其他隊員應該揭發(fā)這樣的隊員。在這種氣氛下,家長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說話。有一位醫(yī)生回憶道,“我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誰都生怕稍微有一點出言不慎,就是在兒子面前也不行。萬一他一不小心在學校說了什么,輔導員就會報告上去。他們會問孩子,‘你是哪里聽到的?’孩子會說,‘爸爸說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亞歷克山德.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親就是這樣倒了霉的。亞歷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團領導人。1932年,他17歲那年揭發(fā)他父親反對合作化。亞歷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記中稱“富農(nóng)”是“蘇聯(lián)最后,也是最大一個剝削階級�！�1932年,他17歲那年揭發(fā)他父親反對合作化。由于他的揭發(fā),他父親被逮捕并被送去勞改。1933年,在一則日記中,亞歷克山德記載了一段與共青團一位同志的交談,這位同志說,亞歷克山德的父親有“反動觀點”,他不應再擔任共青團領導。亞歷克山德就此在日記中寫道,“我向這位同志解釋,逮捕我父親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蘇立場與他[一次大戰(zhàn)時]在奧地利當俘虜?shù)慕?jīng)歷有關�！�…他后來喜歡奧地利的秩序,認為他在奧地利見到的那種資產(chǎn)階級小農(nóng)[經(jīng)濟]可以帶來農(nóng)業(yè)財富�！�…他把集體化初期的缺點看成是混亂,而不是暫時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辯證法,有政治覺悟,他就有可能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

　　更多的青少年以“斷絕關系”而不是直接揭發(fā)來表示進步。在親人家屬“出了問題”,成為“敵人”之后,一個人自然會感覺到各種壓力,有的會被少先隊或共青團開除,有的進不了大學,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澤爾莫諾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歲,他的父親,一位蘇軍工程師,在列寧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團員,正在接受飛行員訓練。他一心想?yún)⒓蛹t軍,但他父親被捕后,他也被定為“異類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廠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給蘇聯(lián)主席加里寧寫信,表示與父親劃清界線,并為自己申辯。他寫道,“關于我父親,我稍微說幾句。據(jù)我母親說,他是因為表示不滿而被送到北方勞改營去的。我本人不相信這個說法,因為我聽父親對他的妹妹談起過他在北方與白軍作戰(zhàn)的事情。他跟我們講他的光榮經(jīng)歷。當基洛夫被暗殺時,他都哭了�！�…但這可能是他的偽裝�！�…我認為,我父親應該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我不應該因他的緣故蒙受恥辱。我要參加紅軍,我要成為一個擁有平等權(quán)利的蘇維埃公民,因為我配得上這個稱呼。我在蘇聯(lián)學校接受的是蘇聯(lián)精神的教育,我的觀點顯然與我父親完全不同。我對自己被定為異類分子感到很傷心。

　　與“堅決揭發(fā)”不同，斷絕與“有問題”家人的家屬關系是一種既能保護自己,又不太傷害家人的辦法。當時蘇聯(lián)報紙上有成千的“斷絕關系”聲明,差不多都是一個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諾夫,斷絕與父親的關系。他以前是一個牧師,多年欺騙人民,謊說有上帝存在。為此,我與他斷絕一切關系。”有不少父母為了子女的前途,提議或者鼓勵子女與他們斷絕關系。1932年,一個16歲的猶太男孩寫信給他家當?shù)氐囊患乙獾诰w語的報紙斷絕與父親的關系:“我從此不再是這個家庭的成員。我覺得,我真正的父親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團。我真正的母親是祖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和蘇聯(lián)人民是我現(xiàn)在的家庭�！焙髞碛腥瞬稍L了聲明人的妹妹,她回憶道,“當時我14歲,我父親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間里,對我們說,他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跟不上現(xiàn)在的時代。他希望我們不要重復他的錯誤,不要再遵守猶太宗教傳統(tǒng)。他說我們應該跟學校編 黑板報的人說,要聲明過自己的新生活,不再與父親的宗教有任何關系。父親叫我們這么做。他說，這對他沒有什么,但這樣可能為我們開創(chuàng)光明的未來�！�

　　 揭發(fā)家人,斷絕與他們的關系,換取榮譽、信任和光明的未來,巴甫列克式的“大義滅親”成為蘇維埃兒童的新精神,也成為蘇維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發(fā)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連累的恐懼,不能不說還有一種真實的羞恥感和榮譽心。他們以“壞蛋”父母為恥,以努力爭取“進步”為榮；
以舊家庭為恥，以新集體為榮。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歲,她的父親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 父親和叔叔被逮捕后, 安娜被卡考夫大學和共青團開除,定為“異己分子”。她到處找工作,為了養(yǎng)活母親、祖母和一個還是嬰兒的妹妹。她在一個養(yǎng)豬場工作,后來有人說出她父親被捕的事,她丟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寫信給蘇維埃代表、政治局委員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與父親斷絕關系,央求邱巴幫助她家。她說,如果她不能在蘇聯(lián)過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帶著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絕對是忠誠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個把災禍帶給家庭的父親：“我不知道我父親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們被判了幾年刑。我感到羞恥,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無產(chǎn)階級法庭是正義的。如果他們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應得。我對父親完全沒有女兒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為蘇聯(lián)公民對祖國、對教育我的共青團和共產(chǎn)黨的義務。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斷和1億7千萬無產(chǎn)者的聲音,為這個判決感到歡欣鼓舞。我父親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鄧尼金的隊伍里,當了三個月的白衛(wèi)軍,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勞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這些。……如果我觀察到他有反蘇聯(lián)行為的跡象,就算他是我父親,我也會毫不遲疑向內(nèi)政部人民委員會報告。邱巴同志!請相信我:我以稱他為父親為恥辱。人民的敵人不是我的父親。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壞蛋、敵人,無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親。我堅信,無產(chǎn)階級、列寧的共青團、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會象愛護自己女兒一樣愛護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給我?guī)椭�。�?/p>

　　以當蘇維埃人為最大的光榮，對于沒有前蘇維埃記憶的青少年，要比對有這種記憶的前輩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從小就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所有國家種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萊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經(jīng)歷了好幾個孤兒院的生活長大。據(jù)他回憶,孤兒院一直教導他們,蘇聯(lián)是最好的國家,蘇聯(lián)的兒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這個國家的父親�！耙�是我們出生在別的國家,我們早就餓死、凍死了。……他們是這么教的,當然我們也是這么信的。孤兒院怎么教，我們就怎么信。我們的所有關于世界的想法都來自蘇聯(lián)的政權(quán)�！�

　　米哈伊很欽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機會揭露敵人和奸細。當他加入少先隊的時候,他感到特別光榮,覺得真正踏進了蘇聯(lián)社會。在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為生養(yǎng)自己的父母覺得抬不起頭來。其實，他對父母并沒有確切的記憶。他只記得四、五歲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兒院來看他,告訴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敵”,已經(jīng)被槍斃了。她對他說,“他們本該象對你父母一樣,也把你槍斃了的�！泵坠�伊從此一直感到十分羞恥。參加了少先隊,他才算擺脫了這種羞恥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親一樣在關懷他,一切的幸福都是來自斯大林,“我們有得吃,有得穿,有學習的機會,可以去少先隊營地,還有新年樹--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為青少年的蘇聯(lián)新一代,從小受到的就是絕對相信斯大林和蘇聯(lián)政府的教育。他們相信，報紙上登載的都是真實的,報紙說好的一定是好的,報紙說壞的一定是壞的。這種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為蘇聯(lián)敵人的年少年相信,錯一定在他們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運氣好，偶爾也會遇到一片小小的綠洲，年紀小的時候還不覺得什么，后來記起來，卻是終身難忘的記憶。伊娜. 蓋斯特(Inna Gaister)小時候就讀莫斯科的第19中學，學校地處莫斯科中心地帶,附近住著不少蘇聯(lián)領導人。這所學校的學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學不遠處是莫斯科實驗學校,許多官員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讀,但誰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會被強迫揭發(fā)父母,或者被開除。但伊娜的學校氣氛則不同,老師們盡量保護學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開學時還是去上學了。她一直不敢告訴老師家里發(fā)生的事情。她回憶道,“我們都是聽巴甫列克的故事長大的,”所以很怕學校要她揭發(fā)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氣對老師說了實話。老師說,“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師不但不替她聲張,還用自己的工資替她付了學費。19中學有不少象伊娜這樣“人民公敵”子女的學生。伊娜記得當時班上有一個很頑劣的男孩,他寫了一份班上25個“托派分子”(“人民公敵”子女)的名單,貼在班級的墻上,遭到很多同學的憤恨。伊娜還記得一件與圖恰切夫斯基元帥被審時有關的事情。當時的蘇聯(lián)學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敵” 圖恰切夫斯基的圖象從教科書里抹掉。伊娜回憶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書里的圖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臉上加上胡子或在他頭上畫上一對犄角。我們的老師格里高羅芙娜(Rakhil Grigorevna)對他們說,“我給你們每人一張紙,好好地把紙貼在書里圖恰切夫斯基的臉上。貼的時候要小心一些,因為今天他可能是一個壞人,一個人民公敵,但明天他和別的人又會回來。我們可能又會把他們看成好人。到那個時候,你們可以把紙從他沒有丑化的臉上揭掉了。” 伊娜記得她這位老師,因為她讓伊娜看到,即使在極端險惡無情的環(huán)境中,一個人還是有可能不隨波逐流,還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個時代的蘇聯(lián)，這些都是太難得了。

　　奧蘭多.費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記錄了許許多多象上面說到的前蘇聯(lián)往事。在俄語中,“耳語者”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指出于恐懼和害怕被人偷聽而壓低了聲音(shepchushchii),第二個意思是指在別人背后竊竊私語地告密(sheptun)。耳語成為斯大林時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個蘇聯(lián)社會都變成了這個或那個意義上的“耳語者”。

　　《耳語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時代普通蘇聯(lián)人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這部歷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構(gòu)建起來的。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 “拼貼藝術”（collage）那樣聚零為整的敘述效果,“把它們放在一起,便可以從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蘇聯(lián)公民生活在斯大林專制下的內(nèi)心世界�！边@是《耳語者》與許多關于斯大林統(tǒng)治的歷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許多歷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現(xiàn)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殺害 --,而《耳語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統(tǒng)治下個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統(tǒng)治下,蘇聯(lián)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擁擠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擠在幾個或者甚至一個房間里,隔墻就能聽到隔壁人說話,這時候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當國家把法律、監(jiān)視和意識形態(tài)控制的觸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所謂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萬的普通蘇聯(lián)人在斯大林時代沾上了各種各樣的“壞社會關系”,成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們因此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他們一方面覺得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對蘇聯(lián)制度有離異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調(diào)節(jié),要在蘇聯(lián)制度中找一個安身立命之地。許多人盡管家庭成員中有的飽受迫害,自己卻仍然努力進步,爭取入黨、入團。在對待家庭中的“人民敵人”時,普通的蘇聯(lián)人在信任他們所愛的人和相信他們所怕的政府之間經(jīng)受了各種內(nèi)心掙扎和道德煎熬。他們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統(tǒng)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覺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萬人生活的是怎樣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謊言、友誼和背叛,還是道德妥協(xié)和曲意迎合?”

　　經(jīng)歷了斯大林恐怖統(tǒng)治的蘇聯(lián),幾乎沒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據(jù)保守估計,從斯大林獲得黨領導權(quán)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約有2500萬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這2500萬人有的被槍決,有的成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處的“富農(nóng)”罪犯,有的成為無數(shù)勞改營地的奴工,他們占了蘇聯(lián)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蘇聯(lián)人口大約是2億),平均每1.5個家庭就有1個“人民的敵人”。這還不包括在大饑荒和戰(zhàn)爭中喪生的人們。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屬數(shù)以千萬計,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恐懼、偽裝和絕望,他們不顧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現(xiàn)忠誠,爭取按他的意志做蘇聯(lián)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整個一個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統(tǒng)治留下的沉默而順從的人民延綿不絕�！彼茉煲粐�人民的國民性就象培育一個新物種,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夠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動延續(xù),除非環(huán)境因素的劇變?yōu)樗�的再度變化提供了條件。正是這個沉默而順從的“斯大林的人民”成為費格斯口述史想要從中尋找隱秘聲音的對象。費格斯說,他的書談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頁上都閃現(xiàn)著斯大林的幽靈。他寫道,“(這本書)探討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統(tǒng)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義如何滲透到人們的心靈和感情之中,左右著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系。這本書并不想就此揭開恐怖統(tǒng)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它要解釋的是,警察國家是如何在蘇聯(lián)社會中扎下了它的根須,把成百萬的普通人變成恐怖統(tǒng)治的袖手旁觀者或者積極幫兇。斯大林制度綿延不絕的魔力和遺產(chǎn)不在于國家結(jié)構(gòu),也不在于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國歷史學家米海伊. 蓋夫特(Mikhail Gefter)的話來說,‘滲透到我們心靈之中的斯大林主義。’”

　　[注] 文中人名、地名按Orlando Figes 2007年版《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的英文音譯。

　　原刊《隨筆》2008年第3期，作者授權(quán)天益網(wǎng)絡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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