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讀的第一本“字書”，是《普希金童話詩》。那是20世紀50年代初，我還是一年級的小學生，我已經(jīng)不記得書是從哪里得到的，但那本書的模樣，里面的故事，我至今不忘。特別是《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中善良的漁夫和貪心的老太婆，那聰明可愛的金魚，成為了我幼年的第一啟蒙。不要總想得到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不要總欲望別人有、你沒有的東西。這看似簡單的真理，在生活中卻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

　　小時候還經(jīng)常讀的一本書是葉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在前幾年曾寫過一篇小文《難忘的稻草人》，講到這本書給我的啟迪和教益。至今我還會常常想起那個為幫助別人而屢屢遭罪的郵遞員，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形象。可惜，這本書在“文革”中和許多其他“壞書”一起被裝進麻袋抄走，再也沒有找回。前幾年，偶然看到《家庭》雜志中的一篇文章，又讓我想到了《稻草人》。文章是葉圣陶先生之孫葉大奎寫的，文中寫了葉圣陶先生對子女、孫輩的言傳身教，也寫了他自己在動亂的時代的坎坷經(jīng)歷。讀后唏噓不已。

　　“文化革命”結束了我在中學時代形成的“幼稚”。我從法國被召回來“參加革命”，由于家庭和自己的原因，很快就從“阻礙革命者”變成為“逍遙派”。不久我們中的一部分人到北京外語學院，從那個時候起，就開始了真正的“秘密閱讀”。我有一個初中時的好友在外院讀留學生預備班，是學習阿拉伯語的。她經(jīng)常找我聊天，有時發(fā)發(fā)牢騷。也是湊巧，她最早借給我的是梅里美的兩本書，一本是《〈嘉爾曼〉和〈高龍巴〉》，還有一本是《查理九世時代軼事》（其實她也是借來的）。我清楚地記得她興奮地對我說“太好了，看了還想看，說不出的好”。我看后的激動與感慨有過之。幾年之后，我在外文書店的倉庫中買到十多部法文原文名著，其中有一部前蘇聯(lián)出版的梅里美小說選，我想，我對法文、法國文化思想的真正熱愛，應該說是由此開始。我常常對自己說，能夠讀梅里美法文原著，真是我這輩子的造化，此生堪稱足矣。梅里美的作品數(shù)量不多，但幾乎每一篇都是精品。那曲折動人的情節(jié)，散發(fā)異國情調的韻味，“多重美麗”的女性形象，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世俗風情，還有那由于人性和時代沖突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復雜結局，和他考究而洗練的文筆完美結合，真是有難以言說的無窮魅力。前面說的那位學阿拉伯語的好友，她的男朋友是外院對馬路的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學生，因為軍隊派系斗爭，被當作反革命拘禁。她從始至終“立場堅定”，鐵心等他。我還記得，她怕看守認得她，就讓我假裝找她男朋友的“戰(zhàn)友”，把一包當時非常希奇的櫻桃輾轉送到男朋友那里。我多次為自己的“勇敢”自豪（那個時候我還做過不少同樣的事情），三十多年過去了，現(xiàn)在我和這位好友都在大學教書，時而會有聯(lián)系，我發(fā)現(xiàn)雖然在流逝的歲月中我們歷經(jīng)命運的變動起落，但我們內心的許多東西可能會保留到生命的最后。我堅持認為，這多半因為我們都讀過梅里美�？赡芪业呐笥褧�忘記櫻桃的故事，但我相信她一定不會忘記嘉爾曼，不會忘記高龍巴，還有馬鐵奧、伊爾的美神……

　　梅里美作品的魅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譯本�！拔母铩逼陂g讀的大概是傅雷先生的譯本，文字優(yōu)美而又傳神。后來自己讀了法文本，還常常會欣賞一下中譯本，也是享受。近些年來，開始有了重譯本。七年前，有幸獲得我先生的老師張冠堯先生惠贈《梅里美中短篇小說全集》中譯本，也是非常喜愛，覺得另有韻味，有很多獨到的譯法。比如把《雙重誤會》譯作《陰差陽錯》，確有文字背后的深切感受。張冠堯先生是北大“才子”，中法文皆極佳。而且人品、風度被很多后學奉為“經(jīng)典楷模”�？上�張冠堯先生仙逝已兩年有余，他的匆匆離去，讓很多人一想起來就會落淚。但每次想到梅里美，看到他的贈書及其簽字，又感到他和梅里美其實還留在人世間，心里又會有些許安慰。

　　在那動亂的年代里，我經(jīng)常閱讀的還有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毒湃�年》、《悲慘世界》、《笑面人》、《巴黎圣母院》等，每一本我都讀過多次。尤其是處在那個“革命年代”，讀到雨果對“革命”和歷史事件場景的描述，讀到他對歷史命運和人的命運之間矛盾和沖突的展現(xiàn)，讀到那些脫離通常意義“善惡”的人物的命運，心里常常會涌出難以名狀的感觸和情緒。我當年以及后來直至今天對外界人和事所持的態(tài)度，其實都是這種感觸和情緒的結果。我特別喜歡雨果小說中的“旁白”議論。我在里面更多讀到的是對歷史、人物及其復雜情感的深刻剖析。近些年來，我常常會為自己至今仍然喜愛雨果而“難為情”，因為很多人會覺得他的作品有些過時，也有些讀者受不了他冗長的議論。而我改變不了自己心中對雨果的熱愛，雖然我也知道我確實有些“幼稚”，就像我喜歡古典音樂，也喜歡鄧麗君的歌。也常常為之“難為情”。但我卻不能否認我心中的喜愛。我想，喜歡什么書或什么歌，往往是和你在什么時候第一次讀和聽有關系的。記得去年夏天到伊斯坦布爾參加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會前主席戈謝請吃飯，兩位法國哲學家費拉里和布爾熱瓦也在座。談到高興處，費拉里教授問起法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最后問席間每位最喜歡的19世紀法國作家是誰。真是湊巧，記得當時絕大多數(shù)在場者，不論是法國人、中國人都選擇了雨果。最后，布爾熱瓦教授提議為我們共同的雨果干杯。當時我很為世界上不止我一個“幼稚”的雨果讀者而感到激動。

　　還有一本應該提到的書是張芝聯(lián)先生翻譯的莫里亞克的《戴高樂將軍之死》。那是在“文革”后期內部發(fā)行的一本薄書。那時候，我不知從頭到尾讀了多少遍，甚至有的句子和段落都能背下來。這部記敘戴高樂最后年月的傳記，篇幅不長，但內涵豐富，感人至深。特別令人難忘的，是作者對這位偉大政壇人物，杰出的國家英雄戴高樂的晚年內心世界的揭示。書是從戴高樂離開政壇開始的，他回到了洛林的柯龍貝－雙教堂村，回到他早逝的愛女安娜身旁，他和他的夫人也將在這里走完人生，永遠與女兒相伴。1980底我在法國訪問時，曾有法國朋友陪我去柯龍貝－雙教堂村，參觀了戴高樂故居（已經(jīng)交贈國家）和墓地。戴高樂在此安眠已有十年。樸素的房舍，簡單的墓碑，都讓我想起書中的描述。記得我當時很想拍一張墓地照，剛拿起相機，就有人前來阻止，這是戴高樂家人的意思，這也符合戴高樂生前一貫的處事原則。如今，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已經(jīng)臨近戴高樂先生晚年所說的“腦子里的死者比生者多”的人生階段，我還經(jīng)常會翻翻這本《戴高樂將軍之死》。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這本書中的戴高樂最讓我感動，最讓我難以忘懷的，還是他與安娜，與家人以及朋友的深厚親情和友情，重親情、友情的偉人才是真正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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