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社會資本理論一直受到功能主義觀念的困擾，本文為解決社會資本理論邏輯上同義反復和觀測上自相矛盾的困境，提出了社會資本的結構主義視角——社會資本應該用網絡的結構來定義，而不是網絡的功能。根據結構主義視角的研究路徑，本文對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網絡整體結構和網絡階層結構進行了分析。通過2004年對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qū)具有代表性的301名政策精英的調查發(fā)現，分別體現身份標識、人際交往能力、個人努力三方面交往過程中個人特征的教育、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行政級別和交往投入都對政策精英的社會資本具有顯著貢獻。而且，由于與社會不同階層人群交往時存在“準入門檻”的差異，上述因素的貢獻具有明顯的梯度結構的特征。

　　關鍵詞：社會資本；
政策精英；
結構主義視角；
中國思想庫

　　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的政策精英群體。“政策精英”這一概念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米爾斯《權力精英》（Mills ，1959）一書中的“精英理論”。簡單地說，精英理論認為政策是由少數有權勢的精英決定的。之后，戴伊又將權力精英逐步擴展到新聞制造者、大律師、基金會組織負責人、思想庫的負責人以及美國名牌高校的校董事（Dye ，1986、1987、2001）.而所謂的政策精英（注1）就是那些思想庫的負責人。他們雖然并不直接擁有決策權，但是少數能夠通過政策研究的成果影響政策決策的知識分子群體（Smith ，1991）.本文所界定的政策精英是中國思想庫（注2）的負責人。在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總體規(guī)模本來就非常小，（注3）他們通常只被視為一個政治學概念而用于進行歷史性的研究，（注4）特別是由于這個群體身處精英階層，用常用的調查問卷方法研究他們的社會學形態(tài)遠比研究城市居民或農民這類群體來得困難，中國的社會學家們至今也沒有涉足過該領域，所以，研究政策精英群體不僅對認識中國政策決策過程和民主化進程極為重要，其本身也是對社會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拓展。

　　對于力圖實現影響力的政策精英來說，社會資本是非常重要的。在對權力精英們的社會背景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后，多姆霍夫和戴伊發(fā)現，這些精英具有相似的家庭出身、受過程度相同的教育、有相同的種族和性別、參加相同的俱樂部、去同一個地方度假，等等，從而進一步揭示了他們之間親密的紐帶關系（Domhoff ，1983；
Domhoff ，1987）.而那些政策精英們與向自己和所在的機構提供資助的人之間的網絡使得他們能夠影響公共政策（McGann ，1996；
Abelson，2002）.既然網絡如此重要，而且處在中國這種注重“關系”的社會中（陸德泉，1991；
孫立平，1999），因此，中國政策精英的社會資本及其成因就成為了政策精英研究的重點。本文的主旨就是，在重新建構結構主義視角下的社會資本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政策精英這一特殊群體的社會網絡（主要是精英社交網絡）結構。

　　一、社會資本的結構主義視角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從一開始就和社會網絡分析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最初布迪厄將社會資本（注5）的概念應用到理解個人成功的社會學分析開始（Bourdieu，1984、1986；
布爾迪厄、華康德，2004），20多年間，科爾曼（Coleman ，1988）、伯特（Burt，1992、1997）、普特南（Putnam，1993、1995）、波茨（Portes ，1995）、哈根（Hagan ，et al .，1995、1996）、林南（Lin ，1982、1990、1999a 、2001）、邊燕杰（Bian，1997；
Bian Ang ，1997；
Bian et al .，2003；
邊燕杰，2004；
邊燕杰、丘海雄，2000），以及帕克斯通（Paxton，1999、2002）等眾多學者不斷將社會資本的網絡概念及其應用維度進行拓展，使其進入了家庭和青年行為問題、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社區(qū)生活、工作和組織、民主和政府治理、集體行為問題和經濟發(fā)展等七大研究領域（Woolcock ，1998）.但是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過分地擴展該概念其實對社會資本理論本身的啟發(fā)式價值（heuristic value）是有損害的（Portes，1998）.因此，在討論具體的政策精英的網絡結構前，本文提出了基于“結構主義”的社會資本的理論視角，目的有三：1.簡化社會學中社會資本網絡分析過程中紛繁復雜的話語分支；
2.強化社會資本理論與網絡分析之間的聯系，從而回應一些學者對社會資本理論的網絡分析路徑存在的質疑（注6）；
3.修正造成上述兩個問題的根源：社會資本理論本身的“功能主義”傾向。

　�。ㄒ唬┥鐣�資本理論的功能主義困境

　　所謂功能主義就是指“根據它們的功能來定義社會資本”（Coleman ，1988），這就意味著，只有那些可以用來提高所研究的特定功能績效的東西才能被稱為“社會資本”。這一思路被長期沿用，如普特南認為那些能夠提高政府制度績效的諸如信任、規(guī)范和合作網絡的公民傳統(tǒng)就是社會資本（Putnam ，1993：ch.6）.而在探討不同國家的民主進程時，帕克斯通將國家層面的社會資本定義為那些對民主有幫助的網絡，如志愿者社團、信任、國際非政府組織等（Paxton，2002）.

　　那么，功能主義傾向對社會資本理論來說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首先，功能主義網絡造成在研究網絡時的同義反復。社會資本理論學者們總是用他們希望研究的功能來定義網絡，認為社會資本就是那些能夠實現如此功能的東西。雖然這樣做基本可以說清楚社會資本大概是什么，但當我們研究社會資本對這樣的功能所起的作用時，邏輯上的同義反復就發(fā)生了。這一同義反復體現在當研究者抽象某種網絡時，事先要甄別某一網絡成員對指定功能是否起作用，然后將那些對功能有貢獻的成員納入網絡之中，因此，傳統(tǒng)的社會資本分析過程中就出現了紛繁復雜的網絡概念，如“求職網”、“借貸網”、“情感傾訴網”或者“技術咨詢網”，等等。在這種邏輯下，既然在考察網絡成分時學者們已經精心挑選了那些確實對網絡功能有貢獻的成員，那么這些成員所構成的網絡具有這樣的功能就成為不言自明的，因為那些不起作用的東西已經被排除在社會資本的定義之外了。這就造成了目前研究社會網絡的學者們通常只是在上述邏輯體系內“自問自答”的現狀——只有那些能被稱之為“社會資本”的東西才能被叫做“社會資本”。（注7）

　　其次，功能主義視角使許多網絡理論無法在社會資本觀測上實現統(tǒng)一，從而引起社會資本理論的自相矛盾。如當我們把“網絡強度”作為社會資本測量的標準時，不同類型的行動在社會資本的網絡強度測量口徑上是矛盾的。社會資本理論將行動分為工具性行動（instrumentalaction）和表達性行動（expressive action ）.工具性行動是指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目的的行動，工具性行動的方法和結果是分離的。典型的工具性行動如尋找工作或找人。對于工具性行動，社會學家曾一度堅信“弱聯系”對獲得成功具有比“強聯系”更大的作用。格蘭諾維特著名的“弱聯系假設”認為，在個人的網絡關系中，能夠提供有重要意義的求職等信息和幫助的關系并不是那些親密或熟悉的人（強聯系），而是那些較疏遠的人（弱聯系）.因為強聯系代表著同質性，弱聯系代表著異質性，弱聯系能夠提供更多新的有價值的信息（Granovetter ，1973、1982）.社會資源假設認為，工具性行動的成功概率與社會資源存在著正相關關系，而弱聯系的運用對社會資源具有正相關作用（Lin ，1982、1990）.所以，工具性行動的成功需要將社會資本的測量定義為弱聯系的多少。相反，表達性行動是指為了自己的興趣而進行的行動，表達性行動既是方法也是結果。典型的表達性行動如向別人傾訴感情（Lin ，2001：58）.對于以完成表達性行動為功能的網絡來說，強聯系成為了實現這一功能的更大源泉，因為它們需要行動的施加者和接受者之間在社會經濟特征、生活模式和態(tài)度上存在同質性。因此在表達性行動上，強聯系則被作為了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

　　即便研究的是人的同一種行動，矛盾也同樣無法避免。如工具性行動在強弱聯系的特征上表現出東西方國家間的差異。在西方人的求職過程中，弱聯系的使用比強聯系更能獲得求職成功，因此個人所擁有的弱聯系越多其社會資本就越大。而邊燕杰在中國和其他華人社會中發(fā)現了相反的證據，他發(fā)現由于中華文化的特點，恰恰是社會網絡的強聯系在個人求職過程中能起到關鍵作用（Bian，1997；
Bian Ang ，1997），因而在這里，社會資本則變成了那些個人所擁有的強聯系了。

　　同樣的矛盾也出現在以“網絡位置”為基礎的社會資本觀測過程中。研究者們認為網絡位置在個體獲得資源的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網絡位置是觀察社會資本的關鍵。

　　林南認為，社會中的資源是呈金字塔型分布的，處于同一社會地位的人擁有資源的情況類似，而處于更高層的人擁有資源更豐富；
網絡中的社會地位越高，其社會資本越豐富（Lin，1982），這些更高網絡地位的占據者擁有的社會資本也越高。而伯特認為在網絡中存在聯系的相對缺乏，也就是網絡中的“結構洞”。在具有“結構洞”的網絡中，結構洞位置的占據者處于競爭優(yōu)勢，因此，在有結構洞的網絡中，社會資本并不是由網絡地位的高低，而是由與結構洞位置的距離來確定的（Burt，1992）.韋格納提出了網絡結構中相對位置的概念，他認為行動者應該盡量從處于更高地位的關系人那里獲得資源，因此在同一社會地位之中但具有較高社會資本的人應該是那些與其網絡上層具有弱聯系的人（Wegener ，1991）。

　　這樣，網絡位置就不再是絕對位置，而具有相對位置的概念了。要觀測基于這一觀點的社會資本，就變得比其他方案復雜得多了。

　�。ǘ�）結構主義視角

　　回顧整個社會資本理論的發(fā)展軌跡，我們可以將其描述為不斷地且不徹底地“去功能主義”的過程：后面的學者總是批評前人在定義社會資本時帶有功能主義色彩，但又無法最終擺脫功能主義的沉重包袱。如林南曾一再指出科爾曼不應該按照社會資本的功能來下定義（Lin ，1999a 、2001），但他給出的“社會資本是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有望獲得回報的投資”

　　（Lin ，2001：19）定義也無法避免功能主義的嫌疑。

　　然而，學者們的努力并不是完全沒有效果。有跡象表明，社會資本的概念正在逐漸獨立于網絡功能而存在。如在關于職業(yè)流動的研究中，莫爾就對個人的社會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回報產生了懷疑（Mouw，2003）.而史密斯（Smith ，2005）的另一項研究發(fā)現，那些長久滯留在貧困線上的城市黑人并不是因為缺乏可接近的職業(yè)救助網絡而是因為社會資本沒有得到充分激發(fā)（activation）.上述兩項最新的研究表明學者的一個基本認識：能被稱為社會資本的社會網絡已經不再意味著肯定具有諸如“找工作”這樣的功能了。

　　此外，另一個跡象不得不被我們關注，社會資本的網絡結構分析已經逐漸在社會資本理論的前沿中凸現。如在延續(xù)了伯特關于“社會資本的網絡結構”的分析后（Burt，2000），邊燕杰在他近期的文章中將社會資本直接定義為網絡規(guī)模、網絡頂端、網絡差異和網絡構成四個維度（邊燕杰，2004）.但是，從目前的理論演進過程看，學者們仍然對是否真正拋棄功能主義觀念持觀望態(tài)度。如為準備拋棄功能主義觀念做出最大努力的邊燕杰首先創(chuàng)造了“社會網絡資本”（邊燕杰、李煜等，2001）這一概念作為擺脫現行社會資本理論困境的策略。運用社會網絡資本的概念，學者們可以將研究的話題直接指向網絡結構，從而有效規(guī)避功能主義的社會資本在概念上的邏輯缺陷。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因為擔心自己的社會資本結構觀與傳統(tǒng)的功能觀沖突，作者采用了學術話語的變通。然而事實上社會網絡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一回事，在“社會網絡資本”的術語被提出之后的幾年里，包括邊燕杰本人在內的不少學者，都已經把社會網絡資本和社會資本視為一物了（趙延東，2002；
邊燕杰，2004）.只有曾尖銳批評過社會資本的功能主義缺陷的張文宏仍謹慎地使用著“社會網絡資本”這一術語（張文宏，2003、2005）.

　　筆者的觀點是，解決社會資本邏輯上同義反復和觀測上自相矛盾困境的方法，就是徹底地放棄功能主義，也就是將社會資本的結構、使用和功能這三個相關概念完全獨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資本就是那些可以被人們使用的社會網絡的“結構”，這些網絡結構雖然可能帶有某種功能，但這種功能不是社會資本本身，而是社會資本使用后的結果，或者說是社會網絡結構的使用所得到的回報。這里的“使用”是林南所指的“通過有目的行動中的個人對社會資源的運用或動員”（Lin ，1999a），而這里所說的“回報”就不再像傳統(tǒng)的社會資本理論中那樣顯然是正向的了。我們仍以個人的求職過程為例，上文已經提到，根據格蘭諾維特的弱聯系假設，在西方人們的求職過程中，使用弱聯系這種網絡結構更容易獲得成功，而邊燕杰在中國的研究發(fā)現了反例。那么，我們不能稱西方人求職過程中的社會資本就是其擁有的那些能夠換得求職成功的弱聯系的數量，而到了華人社會，求職者的社會資本又被定義為強聯系的數量。在筆者看來，這里聯系的強弱狀態(tài)就是網絡結構的一個維度，而我們應該用強弱聯系的特征參數（視研究需要，這一特征值可以是數量的絕對值，也可以是強弱聯系間的比例）去表述社會資本的這一維度。西方人和東方人在求職過程中運用的社會資本在概念上是統(tǒng)一的，而區(qū)別在于不同網絡結構的使用效率上的差異。這樣，網絡結構就成為判斷個人從網絡獲取各種回報的可能性的統(tǒng)一尺度，如果我們將社會資本視為網絡結構的話，社會資本理論的“結構主義視角”也就應運而生。

　　基于結構主義視角的社會資本，應該被定義為嵌入于個人（或組織、地區(qū)等）所擁有的社會網絡的結構。社會資本的結構觀假設，所有網絡結構對旨在獲得任何一種功能回報的行動成功都具有直接的、間接的或潛在的作用。至于探討這些結構差異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樣的網絡結構對什么功能更有利進而研究如何使用社會資本以追求更大的功能，并不應該是社會資本定義內的范疇，而是我們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的核心課題。這樣的定義使我們有可能找到社會資本中對功能沒有作用甚至具有負面影響的某些結構，并且有助于我們通過研究開發(fā)那些網絡結構所具有的潛在功能，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通過在網絡中使用社會資本而獲得行動成功的機理。

　�。ㄈ�）結構主義社會資本分析的兩個層次

　　1.網絡的整體結構分析

　　由于網絡結構的微觀特征非常復雜，精確地描述每個個人網絡中的所有成員與連接的詳細情況對社會學研究來說并不是絕對必要的，因此，社會學家和網絡分析家們設計出一些能夠反映網絡微觀結構的參數去描述網絡的整體特征，如網絡規(guī)模、網絡密度、網絡位置、網絡強度、網絡異質性、網絡頂端、網絡范圍、資源構成（合成資源、平均資源或典型資源），等等（詳細方法參見Lin ，1986、2001；
Burt ，2000；
Lin，et al .，2001）.在結構主義視角下，社會資本的整體分析就是將網絡整體結構形成的原因，通過設計網絡結構參數，來研究人們所擁有網絡的不同結構形態(tài)對各種功能在績效上的影響。在所有結構參數中，網絡規(guī)模是所有其他參數的基礎和統(tǒng)計起點。已有很多研究表明這些網絡的結構參數在水平上的變化能夠帶來績效水平上的相應變化，同時，又有很多學者對造成這些網絡整體結構差異的原因進行過分析。（注8）

　　2.網絡的階層結構分析

　　結構主義視角得以將原先支離破碎的功能網絡進行整合，從而使系統(tǒng)性的社會資本的階層結構分析成為可能。結構主義視角的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任何網絡結構都可能給功能帶來直接的、間接的或潛在的影響，這些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個人社會網的結構資源都具有潛在、經過使用后獲得某種功能的特質。而在更多情況下，個人在社會網絡上的投資并不期待某種特定功能的即時回報，他們維持并擴展目前的網絡結構更多是以備不時之需。因此，我們不能把人們所擁有的網絡機械地割裂為不同的功能網絡。所以，將個人的社會資本根據諸如求職網或技術咨詢網等功能進行劃分遠沒有將社會資本放到整個社會結構去分析來得合理。社會網絡分析和階層結構分析曾一度被認為是分析社會結構的兩種不同范式，直到功能主義的社會資本理論逐漸向結構主義過渡時，網絡的階層分析才得以成為一項探索性的工作。這里要感謝福蘭克和安本（Frank Yasumoto ，1998）、林南（2001）、張文宏（張文宏等，2004；
張文宏，2005）等人的努力，他們把人的行為、所在的階層和社會結構等領域同社會資本聯系到了一起。繼承他們的研究思路，將網絡的階層結構分析納入網絡分析體系就成為結構主義社會資本理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網絡的階層結構分析有兩種路徑：一種是研究身處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網絡特征差異，這就需要將研究對象根據社會階層結構進行細分；
另一種是研究同一社會網絡的各階層結構的特點，這就需要將社會網絡根據網絡成員所在的社會階層進行結構化細分。本文對中國政策精英這一特殊人群的研究采用的是第二種路徑。

　　二、中國政策精英的社會資本：研究假設

　　政策精英群體的網絡形態(tài)是對結構主義視角下社會資本理論進行實證研究的最佳詮釋。

　　這是因為，與其他任何群體不同，這些人行為的最終目標是影響政策決策，經濟上的回報對他們來說相對次要（薛瀾、朱旭峰，2006）.這一使命使他們將精英網絡作為實現多元化復雜功能的資源：政策精英作為研究者，通過網絡學習知識并產生政策思想；
作為思想倡導者，他們通過網絡傳播政策理念，說服政府官員采納建議；
作為決策咨詢機構的負責人，他們通過網絡獲得咨詢項目、研究合同和經費資助，以維持機構的生存與發(fā)展。因此，從政策精英獲得社會資本的目標來說，他們遠比同處精英階層的企業(yè)家（經濟精英）的源于純粹“經濟動機”的網絡行為要復雜。并且，政策精英建立并鞏固精英網絡有時是對那些不明確的功能主義目標的投資。這就意味著他們經常會從事一些看似對實現政策影響沒有直接關系的行為，“因為你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會對你有什么幫助”。（注9）

　　我們可以根據政策精英們所在機構的體制特征將他們分為“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間政策精英”。中國的思想庫就分為兩大類：以事業(yè)單位為主的“半官方思想庫”和以民辦非企業(yè)法人、企業(yè)和高校研究機構為主的“民間思想庫”。（注10）半官方思想庫是那些由國家機關舉辦或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事業(yè)單位型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民間思想庫沒有過多的政府背景，它們通過其他途徑籌集到機構成立之初的啟動資金，如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時的資金來自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盧躍剛，2003），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時的種子資金來自于福特基金會（Ueno，2000）等。

　　（一）網絡的整體結構分析

　　根據結構主義視角，我們來分析中國政策精英群體的社會資本形成。由于研究對象的職業(yè)同質特點，我們主要以網絡規(guī)模這一基本結構參數為基礎，提出4個假設。

　　1.網絡投資

　　可以預期，對社會資本具有顯著作用的是政策精英們用于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

　　因此，我們假設，政策精英投入于社會交往與聯系上的時間越多，他們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

　　2.知識運用的能力

　　這一假設主要探討專家知識的運用和社會資本的關系問題。關于政策過程中知識運用的研究已經表明，知識運用有助于專家開發(fā)政策共同體中與官員的連接與網絡（Garrett Islam，1998）.而從反映知識運用能力的知識結構來看，以往的社會學研究也認為教育是個人能力的前提（Blau，1967；
Lin，1991）.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知識背景在社會交往中具有更加豐富的意義。作為知識運用能力的兩個指標，學歷和海外學歷在知識分子的人際交往中起著重要作用。如學歷越高，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長，也就意味著認識的校友和學友越多。

　　而擁有海外學歷還意味著他們成功地掌握了在陌生環(huán)境中生存和與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各種人群交往的技巧。

　　邊燕杰等認為，教育經歷還是社交網絡的“準入基礎”（Bian et al .，2003）（它可以被形象地比喻為“敲門磚”）.而在以政策思想交流作為主要功能的政策精英的網絡中，他們的知識背景更是具有一種身份標識作用。（注11）因此，我們假設：政策精英的知識運用能力對他們的網絡規(guī)模具有提升作用。

　　3.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

　　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論題討論的是政策精英的職業(yè)流動和他們社會資本間的關系問題。所謂“職業(yè)流動的體制穩(wěn)定性”變量是指政策精英上一個工作單位的體制結構是否與現任崗位相同。

　　不少研究將職業(yè)流動能夠提升社會資本作為絲毫不懷疑的假設。如邊燕杰認為，企業(yè)家如果在政府或跨行業(yè)的企業(yè)工作過，能夠對企業(yè)的社會資本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所以他甚至將這兩項指標直接用于描述企業(yè)的社會資本（邊燕杰、丘海雄，2000）.依照這一邏輯，如果政策精英的前一個職業(yè)和現在工作單位在體制上存在不同，那就意味著這種職業(yè)流動使他們可以在不同領域認識更多的人，以至于能對他們的社會資本帶來促進作用。但能否真的這樣類比是值得懷疑的。雖然職業(yè)的跨體制流動可以有機會讓個體接觸到更多的人群，但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這些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會選擇更換不同體制單位的職業(yè)呢？

　　組織行為學和心理學對“離職意愿”和“組織認同”的研究由來已久。多年來對于工作者的組織行為研究認為，工作者愿意繼續(xù)在一個組織內工作的基本要素是接受組織的目標和價值（Mowday，et al .，1979），或者是對組織價值的認同和依附（Meyer ，et al .，1993）.有研究表明，在組織內部人際網絡的溝通情況對工作者的離職意愿影響很大，更可能離職的工作者都是那些在組織中網絡連接程度不強的人（Feeley，2000）.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忠誠、關系、報恩思想對中國員工的行為具有深遠的影響（Wong，et al .，2001）。

　　因此在中國，只要工作讓自己滿意，工作者就會更愿意呆在原來單位里。我們曾經調查過幾個研究機構的個案，發(fā)現政策精英如果產生了跨體制的職業(yè)流動，或者是因為他們對原來體制的組織價值認同不足，或者是因為在那個組織中人際網絡聯系不強，或者是由于本人個性相對特立獨行，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官員被邊緣化之后被組織安排到政府外的研究單位中。

　　因此，對中國的政策精英來說，他們從別的體制組織調換到現在的研究機構中任職并沒有帶走原有單位的人際網絡。相反，沒有脫離原單位體制而僅在相同體制不同單位間流動的專家擁有更多社會關系網絡。

　　綜上，我們假設：政策精英的職業(yè)體制穩(wěn)定性越高，他們的社會資本網絡規(guī)模也越大。

　　4.行政級別

　　半官方政策精英由于所處的研究機構具有一定的行政級別屬性，作為機構負責人，他們本人也具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即便是那些目前不具有行政級別屬性的民間思想庫的政策精英們，很多在過去也是政府官員或某些研究型事業(yè)單位的負責人。在官本位的中國社會中，這些人的行政地位將成為跟隨他們多年的社會身份標識。在我們研究的政策精英中，較高的行政級別會帶來更多社會交往的優(yōu)勢，并能夠認識政府中更高行政級別的官員，而且在各種社會活動場合中也被別人給予更多的尊敬。因此，我們可以假設：行政級別越高，政策精英的社會資本網絡規(guī)模也越高。

　　行政級別同時也可以看作是社會科層網絡中的位置指標，這就意味著，行政級別本身也是一種社會資本（當然，更多的社會學家將其看作一種政治資本）.本研究將行政級別看作是一個自變量去影響社會資本的網絡規(guī)模，但作為再分配經濟體制下單位制的產物，行政級別的高低和本研究中的其他自變量也是相關的。（注12）因此，本研究在實證部分設計了專門的模型以考察行政級別的多重共線性是否會影響到整個模型中其他變量的獨立解釋力。

　�。ǘ�）網絡的階層結構分析

　　雖然傳統(tǒng)上轉型期的社會分層理論主要根據職業(yè)和收入對社會結構進行階層細分，但是，由于我們的研究對象是那些身處政策過程的政策參與者，因此根據政策過程與社會結構理論（Galtung ，1965；
朱旭峰、蘇，2004），我們將政策精英的精英社交網絡細分為三個階層：政治精英（政府官員）子網絡、社會精英子網絡和媒體子網絡。

　　1.身份標識貢獻的梯度

　　認識不同階層的人群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我們預期在科層化的社會結構中，越接近高級別精英，其難度越大。我們將這一階層結構的特性稱為“準入門檻”的梯度。因為準入門檻梯度的存在，政策精英要認識不同級別的精英群體需要一定的身份標識作為準入基礎，因此，身份標識的貢獻也存在著梯度差異。因而我們就有關于身份標識的貢獻梯度的假設：依附于政策精英的身份標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學歷、海外學歷、行政級別等，它們對網絡階層結構的作用規(guī)律是，隨著網絡成員的階層級別升高，身份標識的貢獻越明顯。

　　2.交往投資回報率的梯度

　　我們討論政策精英個人努力的投資回報，也就是研究在身份標識相當的時候，政策精英們用于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經歷的投資所獲得的網絡規(guī)模增長的邊際效應是多少。由于準入門檻的梯度存在，我們假設，在增加同樣程度的社會交往投資的情況下，結識更高級別人群所獲得的社會資本的回報要比認識較低級別人群的回報小。也就是說，社會交往投資的回報率隨著結識對象級別的增高而減少。

　　3.職業(yè)流動效應的梯度

　　表征政策精英性格親合力和人際關系處理能力的職業(yè)流動的體制結構穩(wěn)定性，在不同社會階層人群間的效應也存在梯度。由于準入門檻的存在，當需要結識更高級別人群時，親合力和人際關系處理能力的作用相比身份標識的作用顯得越來越不重要了。特別是，在中國，僅依靠人際交往能力有時根本無法接近那些高級政府要員。因此，我們假設，職業(yè)流動穩(wěn)定性對社會資本的貢獻，隨著結識人群級別的提高而逐漸減小。

　　三、研究設計與變量

　�。ㄒ唬┭芯吭O計

　　本文的數據來自作者2004年9-11月對全國政策研究機構負責人的大規(guī)模機構調查。在本次調查中，作者獲得中國科技部的幫助�？萍疾寇浛茖W組織處向我們提供了2003年軟科學調查統(tǒng)計時登記的所有1634家軟科學研究機構名錄與地址。我們再將過去從各種渠道搜集到的數十家未進入2003年統(tǒng)計的思想庫（主要是一些民間思想庫）名錄和上述1634家軟科學研究機構作了并集。原始底冊共有1655個機構名錄和地址。然后，我們根據中國思想庫的定義對它們進行篩選，剔除了531個機構（主要是《全國軟科學調查統(tǒng)計報告》中國家機關、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三類組織）.最后的底冊數為1124家機構。本次調查就是向這些機構負責人的全樣本問卷發(fā)放。

　　本次調查共有來自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qū)）的301名政策精英回復了有效問卷，而且受訪者填寫問卷非常認真，所有回收問卷中數據缺失的很少。樣本回收率為26.78%.由于本次調查屬于自愿反饋型抽樣，因此在統(tǒng)計之前，樣本的代表性分析是驗證本次調查是否科學的重點。詳細的代表性分析參見附錄A.

　�。ǘ�）因變量：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網絡規(guī)模。我們將社會資本的網絡規(guī)模分為以下幾個子網絡。

　　政治精英子網絡：我們設計了4個問題：“認識省部級以上官員人數”、“認識司局地級官員人數”和“認識其他政府機構人員和其他單位負責人人數”。這里的“認識”，我們在問卷中規(guī)定：“最低條件是第一次見面后，第二次見面時可以交談”。我們將網絡中認識人數分成五檔：10人以下、10-50人、50-100人、100-200人和200人以上�；厥諗祿�中分別取每一檔的中位值，分別定義為5、30、75、150、200.

　　社會精英子網絡：我們用政策精英所參加的學術或社會組織的個數來表征其社會精英網絡的規(guī)模。我們設計了兩個問題：“除了在本機構任職外，其他社會或學術兼職有多少個？”

　　和“除了在本機構任職外，您參加的其他社會組織有多少個？”在這兩個指標中，政策精英具有的兼職身份，比如政府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社會專業(yè)組織的理事、雜志社編委、企業(yè)的獨立董事或其他重要崗位，等等，顯然門檻更高，因為“兼職”需要受訪者與該社會組織簽訂相應的權利和義務關系。

　　媒體（公眾）子網絡：我們用政策精英認識的新聞媒體單位人員的人數作為媒體子網絡的規(guī)模。指標值的設計同“政治精英子網絡”。

　　上述指標同樣體現了兩種網絡狀態(tài)，一是在社會聯系中的人際網絡；
二是個人作為社會組織成員的穩(wěn)定聯系（邊燕杰、丘海雄，2000）.我們考察政策精英所擁有的網絡規(guī)模時，不能簡單地將各個分指標相加，這是因為不同指標單位不一樣。而且，由于認識不同人群的個數相互間存在相關性，必須將這些指標進行因子分析。我們采用分步的因子分析法，對網絡規(guī)模進行主成分分析。第一步，將表示人際網絡規(guī)模的政治精英子網和媒體子網的4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同時將表示個人作為社會組織成員身份的精英子網的兩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
第二步，將兩個合成后的因子進行第二次主成分分析，得到標準化的總網絡規(guī)模因子。因子分析過程參見附錄B.

　　（三）自變量

　　1.社會交往投入

　　用于社會交往投入的時間占全部工作時間的比例。我們調查了每個機構負責人用于社會交往的時間占其工作時間的比例這一指標。在問卷中，消耗時間定性地分為四個檔次：非常多、多、一般、少，分別定值為4、3、2、1.

　　2.知識運用能力

　　高學歷和海外歸國的身份都是典型的知識運用能力指標和身份標識。我們用負責人的“學歷”和“是否具有海外學歷”作為評價該政策精英知識運用能力的指標。（注13）我們假設學歷越高，專家的知識運用能力就越高，而且從海外學成歸國的專家更具有知識運用的能力。學歷分為三個水平：博士、碩士和碩士以下。我們將“碩士以下”作為參考值。對于海外學歷，是=1，否=0.

　　3.職業(yè)流動穩(wěn)定性

　　這一變量考察的是政策精英從前單位與現在所在單位的體制結構是否發(fā)生過躍遷。在我們的調查中，設計了兩個相關問題，其一是“您來本機構前最近的一個工作單位是什么類型”，選項分別有政府機關、研究所、大學、新聞機構、其他（主要指企業(yè)等民間組織）；
其二是“您負責的機構屬于什么類型”，選項分別有機關、事業(yè)單位、民辦非企業(yè)單位、企業(yè)、社會團體、高校研究所等。我們設定，職業(yè)流動前后所在機構體制相同或相似的為1，機構體制發(fā)生躍遷的為0.

　　4.行政級別

　　我們用政策精英的行政級別作為表示其網絡地位的身份標識。在問卷中，我們讓受訪者回答“您最高的行政級別（現、曾）是什么”，并且設計了4個離散值：“部級或以上”、“司/局/地”、“處”、“處級以下或無”。統(tǒng)計結果顯示，部級或以上的只有一人，因此我們將“部級”和“局級”兩個值合并，從而確定了兩個虛擬變項：“局級和局級以上”和“處級以下”，而“處級”作為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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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類型。政策精英所在機構的體制類型，事業(yè)單位（半官方機構）=1、民間機構（包括民辦非企業(yè)、企業(yè)、高校下屬機構）=0.相對應的政策精英類型就是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間政策精英。

　　四、研究結果與發(fā)現

　　有關自變量的統(tǒng)計量分析和相關系數矩陣參見附錄C.表1、表2分別是結構主義社會資本兩個層次的分析結果。

　　首先，在表1的全體樣本模型中，我們將交往投入、知識運用和職業(yè)流動變量引入回歸方程，得到模型一，然后再將行政級別和政策精英所在機構類型引入方程，得到模型二和模型三。比較這三個模型可以看出，行政級別和知識運用雖然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線性，如海外學歷的作用在行政級別因素引入模型后有所下降，但總體上不影響模型各變量的獨立解釋力。

　　同樣，在引入控制變量機構類型后，最受影響的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的貢獻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后的貢獻仍然顯著。比較半官方政策精英和民間政策精英的不同情況，從兩類群體在社會精英網的形成機理上看，存在細微差別：對民間政策精英來說，海外學歷有助于他們擴大網絡規(guī)模，而具有海外學歷的半官方政策精英并不比其他人在交往上更占有優(yōu)勢。另外，兩類群體隨著行政級別的升高，獲得的網絡規(guī)模上的邊際效益有所不同。半官方政策精英對網絡真正起作用的行政級別躍遷是從“處級”到“局級和局級以上”，而民間政策精英只需要從“處級以下”躍遷到“處級”就足以提升自己的網絡規(guī)模了。從表1中還可以看出，學歷對政策精英們的網絡形成似乎沒有太多作用（博士、碩士的標準化系數分別只有0.027和-0.018），難道我們的知識運用理論假設與真實情況不符嗎？

　　在表2的階層結構分析中，我們找到了答案。知識運用不但具有很顯著的貢獻，而且其“敲門磚”的作用體現得非常突出，該作用還呈現出明顯的梯度結構特征。從政治精英網絡中的三個子網模型可以看出，具有博士學位的政策精英的標準化系數從省部級官員、司局級官員到普通官員，標準化系數分別為0.183>0.177>0.091，具有碩士學位的政策精英分別為0.102>0.089>0.052.同樣，是否具有海外學歷的作用也有這個特點，標準化系數分別是0.102>0.096>0.022.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接觸更高級官員難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學歷和海外學歷作為認識更高級行政領導的“敲門磚”（身份標識、準入基礎）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從社會資本的整體結構回歸模型中認為學歷是沒有用的，相反，社會資本的階層結構分析強有力地證明了前面的理論假設。

　　其次，作為另一個身份標識的行政級別的作用、反映個人努力程度的交往投入回報以及反映人際交往能力的職業(yè)流動效應存在階層間的梯度結構特征。表2中，行政級別在政策精英認識高級官員中也起到比認識普通官員更大的作用（局級和局級以上政策精英相對處級而言，省部級子網和司局級子網的標準化系數是0.329和0.439，P < 0.001，而其他官員子網的標準化系數是0.118，P < 0.1）.相反，為了認識高級官員，在交往時間和精力投入的作用上對高級官員的回報明顯低于其結識普通官員時（省部級子網和司局級子網的標準化系數分別是0.112和0.103，而其他官員子網為0.156）.這說明政策精英們想僅僅通過社會活動去結識更高級官員的難度會越來越大。同時，體現人際交往能力的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指標隨著政治精英子網行政級別的提高，顯得越來越不重要了（普通官員的標準化系數為0.128，而到了省部級和司局級官員，職業(yè)穩(wěn)定的貢獻變得非常不重要）。

　　第三，形成社會精英網絡存在準入門檻上的差異。學術兼職和學術社團成員兩個相對穩(wěn)定的網絡由于進入“門檻”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征。政策精英擁有學術兼職的難度較大，這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在表2中，交往投入變量標準化系數為0.298，P < 0.001），需要他們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作為保障，如海外歸國身份（標準化系數為0.152，P < 0.01）或行政級別（局級、局級以上和以下標準化系數分別為0.167和-0.143，P < 0.001和P < 0.05），而且還需要本人的個性較為具有親合力，能夠長期與兼職單位的其他成員保持良好關系。這一條件反映在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指標上（標準化系數為0.125，P < 0.1）.而學術社團成員的身份獲得并不是很困難，因此準入條件相對不那么苛刻。除了政策精英同樣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交往投入的標準化系數為0.238，P < 0.001）以外，海歸身份沒有社會兼職網中那么重要（標準化系數為0.109，P < 0.1）.特別是，行政級別在社團會員網中的變化更能說明問題。在社團會員網中，真正的行政級別準入門檻在“處級以下”到“處級”這一級臺階（“處級以下”的標準化系數為-0.164，P < 0.01，局級和局級以上不顯著），而在社會兼職網中，“處級”到“局級和局級以上”這一級臺階才是更重要的準入門檻（局級和局級以上的標準化系數為0.167，P < 0.01）。

　　最后，我們綜合比較社會結構中三個階層的情況。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政府官員始終處于社會核心層，因而政策精英們結識政治精英所需要的條件是最高的，模型中所有自變量都是決定政治精英子網規(guī)模的因素。相比之下，社會精英子網的門檻就低一些，而結識媒體人員的門檻最低。我們觀察表2中媒體網絡的回歸模型，數據表明，為了結識媒體單位人員，政策精英們只需要投入一定量的交往時間（標準化系數為0.120，P < 0.05）就能產生一定效果。而缺乏其他身份和職業(yè)流動穩(wěn)定條件都不會影響政策精英結識新聞媒體單位人員（除了行政級別對認識媒體人員也有一定促進作用外）.

　　五、結論

　　本文的寫作主要出于兩個目的：第一是構建基于結構主義視角的社會資本研究路徑，故本文從社會資本的定義到研究路徑上對理論進行了重塑。功能主義的觀念從一開始就一直困擾著研究社會資本理論的學者。本文指出，社會資本應該以社會網絡的結構來定義而不該以功能來定義。從整個社會資本理論的發(fā)展來看，結構主義社會資本觀終于沖破了社會資本理論的功能主義枷鎖，同時又最大限度地繼承了社會資本理論中的主要結論。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根據結構主義視角對社會資本進行分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能夠得到更加豐富的理論發(fā)現。因為研究對象的職業(yè)同質性特點，我們只研究了網絡結構中“網絡規(guī)模”這一參數。當我們沿著結構主義的思路繼續(xù)發(fā)展社會資本理論時，諸如“網絡范圍”、“網絡頂端”、“網絡低端”、“網差”、“結構洞”、“網絡強度”等各種參數都將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那么可以預期，更多在過去功能主義視角下未知的結論將有望發(fā)現。

　　第二個目的是探討在社會學界鮮有人問津的中國政策精英的社會資本。根據結構主義的社會資本理論，我們分析了政策精英的網絡整體結構和階層結構。研究表明，決定政策精英網絡規(guī)模的因素有網絡投資、知識運用能力、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和行政級別。在我們根據階層結構對政策精英的網絡進行分析時，我們發(fā)現了更為豐富有趣的現象：由于不同階層之間和階層內部存在著不同的“準入門檻”，各種因素對網絡的貢獻作用在階層間呈現出梯度結構。其中，作為“身份標識”的學歷、海外學歷、行政級別等隨著網絡成員級別的升高，對政策精英社會資本的貢獻會逐漸增大。相反，作為反映人際交往能力的職業(yè)流動體制穩(wěn)定性和個人人際交往投入的貢獻，會隨著網絡成員級別的升高而逐漸減少。

　　最后，特別需要關注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本文對“職業(yè)流動能夠促進社會資本”的“常識”產生了質疑，并找到了反例。過去學者理所當然地將職業(yè)流動視為提升社會資本的因素。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用體制“躍遷”和“穩(wěn)定”的二分法對職業(yè)流動進行重新認識，根據組織行為學和心理學關于“離職意愿”與“組織認同”的研究結論，結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知識分子的實際特點對中國政策精英的職業(yè)流動過程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至少對中國政策精英群體而言，職業(yè)流動的體制穩(wěn)定反而與社會資本正相關。這一反例使社會資本的研究者必須開始重新審視以往關于職業(yè)流動和社會資本之間關系的若干命題。

　　附錄略，請下載原文WORD文檔閱讀。

　　注釋：

　　*本文根據作者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論文的一些章節(jié)改寫。該研究受到作者導師薛瀾教授主持的“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號：70125005）的資助。感謝薛瀾教授的指導，感謝中國科技部張景安秘書長和羅暉、趙剛、王志清三位處長對本研究的大力支持，同時感謝崔之元教授、羅家德教授的熱情幫助，以及徐宇珊、王建和孫春苗在研究中所做的貢獻。

　　注1：與“政策精英”相關的另一個概念是“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是“那些以非專業(yè)人士為聽眾的，旨在影響公共意識的政策批評者”（Posner，2001：35）.比較二者可以看出，政策精英的影響對象比公共知識分子更寬泛一些，因為前者不僅針對普通公眾，其更多的影響對象是政府決策者和其他社會精英層，但政策精英又不能涵蓋后者的全部，因為政策精英的主要工作是政策研究與倡導，而公共知識分子可能是不從事研究工作的記者、公益組織的領導人甚至文體明星。如《南方人物周刊》評出的“影響中國的50名公共知識分子”中，有許多就不屬于“政策精英”（《誰是公共知識分子》，2004）.

　　注2：所謂“中國思想庫”是“相對穩(wěn)定的且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機構”。有關這一定義的詳細分析和闡述過程，請參見薛瀾、朱旭峰，2006.

　　注3：2003年《全國軟科學統(tǒng)計報告2001-2002》的數據校正結果顯示，中國登記在案的思想庫共有1124家，也就是說，按照我們所定義的中國的政策精英群體的總規(guī)模應該與此數字相當（科學技術部辦公廳，2003）.具體校正過程請見本文“研究設計”部分。

　　注4：特別是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的，并且常常伴隨著對中國政治民主的批評，因而很少在國內流傳。如美國史學家高曼就專門進行過中國政策精英的研究（Goldman，1981、1994、1996、1999）.

　　注5：雖然早在1916年就有關于社會資本的表述（Hanifan ，1916），但直到布迪厄才把這一概念相對明確。

　　注6：如史密斯和克林卡指出，網絡分析最初和社會資本理論并不相關，可是如今網絡似乎已經成為社會資本的代名詞了。他們認為，社會資本概念的寬泛性使我們難以認識網絡和關系復雜的交互作用，這是研究社會資本學者們的意識形態(tài)造成的。針對這一現象，用社會容量（social capacity ）來代替社會資本這一術語顯得更為恰當（Smith et al .，2002）。

　　注7：從技術上講，社會學研究者們通常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設計有針對性的問卷去調查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網絡。如當問及有關求職的問題時，問卷中就會提出“找這份工作的過程中，您大概找過多少人幫忙？這些人中都有你的哪些關系”等問題（趙延東，2001：125）.這種調查方法不僅容易使一些弱聯系被遺漏（Lin ，1999b），而且回收的數據中自然就剔除了那些對該功能無關的網絡成員。

　　注8：前引參考文獻中就有很多用網絡結構參數研究社會資本成因和作用的成果。

　　注9：一位政策專家在和筆者交流時這樣說道。

　　注10：曾經有人提出過“中國官方思想庫”這一概念（Shai，2004），但是筆者認為，政府內的官方研究機構和思想庫的區(qū)別在于，政府內諸如政策研究室這樣的機構是政策決策過程的直接參與者，其人員經常直接參與政府政策文件的起草，這種職能其實和思想庫這種主要以政策研究作為決策咨詢的職能有顯著差異，因而不存在“官方思想庫”這一概念（詳見薛瀾、朱旭峰，2006）.

　　注11：與這一假設類似，我們還能有這樣的預期：企業(yè)家在社會交往中的準入基礎更多的來自于擁有的財力而不是知識運用能力。這有待今后進一步相關研究的出現。

　　注12：如魏昂德就分析了政治忠誠與教育的二元路徑對職業(yè)升遷的貢獻（Walder，1995）。

　　注13：在中國，職稱也是反映專家知識運用能力的指標。但是，由于職稱是根據組織規(guī)模和級別按“編制”進行分配的，所以“職稱”是機構的規(guī)模和級別，不是研究人員的學歷和工作年限比較嚴格的函數，因而不能作為專家個人的獨立變量。因此，在我們反映知識運用能力的變量中，沒有采用職稱作為描述知識運用能力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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