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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暗擦肩而過——秦暉自述

發(fā)布時間:2020-05-26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秦暉 廣西人,1953年12月生。1977年入蘭州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畢業(yè)后先后在陜西師范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現(xiàn)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導,擔任《開放時代》、《中國學術》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的編委。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民史與經濟史。主要著作有《問題與主義:秦暉文選》、《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合著)、《江浙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案例研究》、《學問中國》(合著)等。

  盡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視力,但這并沒有成為秦暉書山路上的障礙。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

  

  應該說,有些事情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有些說起來是很偶然的。比方說,我一出生的時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當時在全國來說這種病都是很難治好的。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險,在廣西看不好,后來又到湖南去,當時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眼科醫(yī)學中心就是湖南湘雅醫(yī)院,我出生十幾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醫(yī)生說,這么小的孩子動手術很危險,建議維持一段時間,長大了再動手術;氐綇V西之后發(fā)現(xiàn)不行,我眼睛的情況一直在惡化,后來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醫(yī)院、中蘇友好醫(yī)院等等。后來在上海的汾陽路醫(yī)院,也是當時中國最好的眼科醫(yī)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術,F(xiàn)在我每次做眼科檢查,醫(yī)生都說這手術現(xiàn)在也不容易做。當時如果不做,或者動壞了的話,現(xiàn)在的我就會永遠在黑暗當中了,可以說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過。

  雖然動了手術,但我還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視神經萎縮,直到現(xiàn)在我的視力還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視力。包括我在農村插隊,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視力有關,因為招工的機會對于我來說可以說沒有,體檢總是不合格。后來我考研究生,我的導師因為這個問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當時有人看了我的體檢材料就擔心這種情況不知道往后怎么樣,不知道我的視力能夠維持多久。我的導師趙儷生先生說:“如果不招秦暉,我就一個都不招了!焙髞砦业暮芏嗤瑢W都說:“幸虧招了你,否則我們都沒戲了。”我沒有受到過多少課堂教育,實際上只在“文革”前上過六年小學。1969年開始下鄉(xiāng),在農村待了九年。不過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中的藏書也很多,這對我的影響很大。另外,農村那幾年,我也學到了不少人生經驗,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在農村讀的是“早稻田大學”。我在插隊的時候,因為體檢老是不合格,當地一些關心我的人總是勸我辦病退,但是那時候不但我下鄉(xiāng)了,父母也被下放到農村去了,我退都沒有地方退。如果當時家在城里,也許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個樣子。按照我的情況,如果沒有“文革”,大概會小學、中學、大學一直讀下來,也不可能形成我對于社會、對于人生的這種感悟。

  

  在農村待了九年

  

  在農村一下子待九年絕對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沒有辦法。我在農村的時候跟當地的農民關系都不錯,老鄉(xiāng)們都認為我是不錯的人,但是他們認為我不太適合在農村干活。道理挺簡單,因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視力,看東西沒有立體感。在山里走路總是深一腳淺一腳的,容易摔跤。他們一有招工的指標就給我,但因為體檢的原因一直沒有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為體檢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們都感到很憤怒,還跑到縣委書記那里去請愿,質問他們怎么能這樣干呢?后來還是我息事寧人,說:“既然他們不愿要我,我也懶得去!蔽译m然也很想當工人,人都是有自尊的嘛,我也不愿求著他們要我。

  在生產隊,差不多所有的技術活我都干過。我曾經干過三年的生產隊衛(wèi)生員,也就是今天人們講的所謂的“赤腳醫(yī)生”。最近幾年有一種關于合作醫(yī)療的神話,由于有那樣的經歷,我覺得自己對于這個事情是很有發(fā)言權的,我知道當時的合作醫(yī)療是怎么回事。當時的情況,無論是招工還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種有實際利益的情況,實際上既不是按照業(yè)績標準,也不是按照政治標準,而是按照權力標準。拿衛(wèi)生員的例子來說,在沒有任何待遇的情況下是我當的,后來生產隊的衛(wèi)生員有了一些補貼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換了一個跟生產隊長有親戚關系的人。

  我也曾經有過幾次招干的機會,有一段時間我曾經對于文藝寫作很感興趣,寫了一些演唱材料。當時中國各級的文工團主要任務就是組織每年一兩次的地區(qū)調演、省調演,以便某些節(jié)目可以評獎。那時候縣文化局都是有專業(yè)的創(chuàng)作組的,但是專業(yè)的文化在當時被認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層的人來做這些事情,我當時就做過幾次。后來縣文化局就打算留下我,但是后來也是因為招干指標的問題沒成。

  在那段時間里,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我有了一個類似于人類學調查的機會。當時我們搞了很多采風,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壯劇、壯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舊之后看不到的東西。當時縣文化局也有一些這方面的專家指導,他們對于地方文藝比較了解。

  我們采集的東西在當時看起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過搞得都很認真。由于我們那些人在下鄉(xiāng)之前接受的東西都是正統(tǒng)的居多,所以回過頭來想,在當地的農民看來,我們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經,農民在一起扯東家長西家短的時候我們總是不感興趣;
農民唱“酸曲黃歌”,我們總是不搭腔。雖然當地的農民普遍都認為我們是不錯的人,但是要說很知心,確實談不上。

  跟農民比起來,我們缺少一些蕓蕓眾生的味道。

  

  大學沒上,研究生上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當時在我們縣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沒有錄取,或許當時我報考的志愿都太高了。那年的高考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當時第一次錄取的時候并沒有完全按照擇優(yōu)錄取的原則,有很多成績很好的人,因為政審原因沒能上大學,后來又有了第二次補錄,給那些成績很高但是政審沒有通過的人一次機會。不過第二次補錄學校都不是太好,我當時也收到了一份補錄的通知,但是那個學校太差,我就沒有去。

  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時招的。我報考了蘭大的研究生?佳芯可敃r在縣里說起來是個稀奇事,總共才有十幾個人報考,都是“文革”以前上過大學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大概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讀過大學,但是后來考上的也只有我一個。

  在這之前,我跟趙儷生先生通過信,給他寄過一些文章。趙先生很熱心,為我做了很多工作。到了蘭大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走考據的路子。記得我在蘭大最初寫的幾篇文章在歷史系就被傳言不是我寫的,而是我爸媽代寫的。因為那幾篇文章在他們看來不像是同齡人寫的文章,引證特別多,而我爸媽又都是學歷史的,都在大學里工作。

  那時候我每天都泡在圖書館里,以發(fā)現(xiàn)希見史料為快事。當時圖書館的管理還不像現(xiàn)在這么嚴格,什么善本書、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圖書館里的老館員都是學問很大的老先生,跟學界聯(lián)系也很多,他們在“文革”期間很少碰到去看書的人,現(xiàn)在看到有人去借書,都非常熱情,非常愿意給借書的人提供各種各樣的方便,不像現(xiàn)在的圖書管理員,你去借書的時候總是冷冰冰的樣子,希望你不來最好。

  我讀研究生那幾年,研究生比較少,我們可以跑到外地去查資料,路費、復印費都可以報銷。找一個比較便宜的小旅館,就可以在當地的圖書館泡上一兩個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圖書館去查資料,拿了導師給當時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的介紹信,顧先生當時正在生病,沒有見到他,我把導師的信給了館里的工作人員。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熱情,他給我在那里辦了他們食堂的飯票,甚至在八小時之外,他們把我鎖在善本部里面讓我任意看書。那時的善本目錄也不像現(xiàn)在,都是開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經常泡各大圖書館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們關系都很不錯。但是也出過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圖書館的善本部做筆記的時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書上,結果引得一位老先生大發(fā)雷霆。

  

  專業(yè)和社會緊密關聯(lián)

  

  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在一個地方鉆得比較深,趙先生曾經說我:“你用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夠大。”意思是說我眼界太狹窄,有點鉆牛角尖的味道。

  趙先生覺得我們插隊的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專業(yè),對于社會還是比較敏感的,因為我們的經歷跟社會變遷一直是緊密聯(lián)系的,當時我跟趙先生所學的專業(yè)———農民戰(zhàn)爭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是跟社會緊密關聯(lián)的。

  研究生畢業(yè)之后,我到了陜西師大去教書。90年代中期,我到了清華。到了清華之后,先是在文學院教一些課,同時也負責清華學生的社會實踐工作。這樣,從1995年到1997年,通過學生搞社會實踐,我也做了一些調查。我們曾經通過清華團委,把學生家長的通信地址都調出來,然后跟兩千多名學生家長建立了聯(lián)系,到了暑假的時候,我們就設計一些問題讓學生帶回去,讓家長填。當然,沒有經過專門訓練,有效問卷也不是很多,不過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華歷來有這樣的一個傳統(tǒng),就是非常重視非學術的名譽,所以你看,清華的特長生歷來都招很多。當時在搞學生社會實踐比賽,清華領導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賽,當然就有項目,我負責組織了幾次,也都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和別的學校并列第二。這些調查就不只是發(fā)問卷那么簡單了,而是讓學生在培訓后入村調查。這一段時間里,我也收集了很多關于農村的實證材料。(《新京報》陳遠 整理)

  

  ■記者手記

  

  如果按照學術界流行的分類方法,秦暉是個不好界定的人。秦暉有個口頭禪——什么是我們時代的真問題?他的文章甚少高調,多是針對問題!案哒{再高,茍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無害。低調再低,不逾底線,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边@可以說是秦暉的態(tài)度,也是秦暉的學術視角。

  不過在我坐在他面前的兩個小時里,我們基本沒有涉及到這些問題。我想做的是通過他的經歷來考察他的思想歷程。

  他們這一代人由于經歷了太多,一進入學術研究的時候便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秦暉也是如此,不過,在他開始走上學術道路的時候,他并沒有過多對現(xiàn)實發(fā)表看法,而是走了一條近似“乾嘉學派”重考據的治學路數。

  在這之前,在他下鄉(xiāng)插隊的過程中,因緣際會,秦暉曾經在鄉(xiāng)下搞過一段時間的采風,接觸了很多壯族文化。那一段時間,讓他意識到,要研究一個對象,只有站在“主位”的立場和角度,問題才會看得真切。雖然這只是一個理想狀態(tài),“客位”永遠不能成為“主位”。但是一旦具有了這樣的意識,即使不能成為“主位”,至少可以占到一個深入的“客位”位置。這兩點結合起來,成為了九十年代秦暉談論時事的學養(yǎng)根基和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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