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學人文教育需要考慮大學與中學、尤其是高中教育的關系

　　不注意中學與大學的銜接，也就不能設計好的大學人文教育課程。哈佛大學1945年的著名紅皮書《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對二戰(zhàn)以后的美國通識教育影響很大，它談的是哈佛大學的本科生教育，但花了非常多的篇幅來談中學教育。如果大學一二年級的課程與中學的課程過多重復，不能保持高中生進大學后的新鮮感，教學效果將是非常失敗的。

　　2． 大學人文教育必須首先澄清和理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關系。特別需要明確“本科教育”有其獨立的培養(yǎng)目的和目標

　　我國大學目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可能是我國大學人文教育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所謂“大學的人文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學本科階段的通識教育，因為研究生教育應該更注重專業(yè)教育。雖然“人文教育”本身可以是一個終身教育的概念，但“大學的人文教育”是指大學有義務有責任為學生提供的教育，而本科畢業(yè)以后的人文教育主要是學生個人的安排問題，不再是大學的責任和義務。

　　進一步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大學的人文教育”主要落實為大學一年級和二年級階段的通識教育安排，如果大學本科第一年開始就著重專業(yè)教育，那么“大學的人文教育”事實上就難以落實。但我們知道，自從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我國采用了前蘇聯(lián)的大學體制，這種體制的主要特點就是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實行專業(yè)教育，本科一年級就分專業(yè)，因此我們的大學一直沒有通識教育與專業(yè)教育的區(qū)分，也缺乏“大學人文教育”的制度和傳統(tǒng)。晚近以來教育部和許多高校都在推動“文化素質教育”，主要就是想改革目前的大學本科教育，特別是想改革我國大學中通識教育與專業(yè)教育不區(qū)分的狀況，許多大學都在開始探索本科教育體制逐漸轉向通識教育的方向。

　　我國大學從強調專業(yè)教育轉向注重本科通識教育，這是個困難的過程。許多嘗試或許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這些嘗試都為探索我國大學本科教育的轉型積累了經驗教訓。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 大學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仍然有待認真討論。在這里，我們需要問一下，大學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何在？目前很多大學似乎都把本科教育的目的看成就是培養(yǎng)研究生的生源。這種指導思想是值得重新加以檢討的。嚴格地說，這種指導思想是難以成立的。首先是報考研究生的學生比例問題，本科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是有限的，如果把本科培養(yǎng)目標看成是培養(yǎng)未來的研究生，就沒有顧及大多數(shù)今后不讀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養(yǎng)。其次，更重要的是，這種指導思想恐怕仍然是以往強烈的“專業(yè)主義”教育思想和傳統(tǒng)的延續(xù)，仍然沒有真正把大學本科教育階段視為具有獨立的目的和目標，而是對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目標含混不清。實際結果是把以往的“專業(yè)主義”轉移了一個層次，大學擴招后，大學本科變得相當于過去的高中，而研究生則變得相當于過去的大學本科，因此一切仍然強調的是專業(yè)教育，這就不大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學本科通識教育制度和傳統(tǒng)。

　　3． 大學人文教育必須理順人文教育與職業(yè)教育的關系，特別需要認真考慮法學院和商學院這些職業(yè)學院在大學中的定位問題

　　中國的商、法學院目前的很多問題不可能短時間解決，但值得提出來討論。就像1950年代大學強調專業(yè)教育是為了中國工業(yè)化急需一樣，近年商、法學院大量擴張是為了市場經濟急需，有其合理性。但我們要思考，商法經管學院的學生今后將成為社會的重要力量，他們到底受到過什么樣的人文教育，他們的道德品質如何？他們十七八歲直接就讀商法學院，其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掙大錢，這樣人文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都無從談起。這里的問題不僅僅是商法學院要不要人文教育以及如何進行人文教育，而且更在于商法學院占據大學的相當大一部分資源，會對整個大學本科教育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的商法學院應該像現(xiàn)在這樣一直放在大學本科，還是應該在適當時候停辦本科，轉為“后本科的職業(yè)學院”，值得提出來討論。

　　目前提出停辦商法學院的本科，往往會被人指責為采納美國的模式。我認為這并不成立，我們不能說因為是美國的模式，我們就不用，而是要看它好不好，好就要用。為什么美國的大學本科生在那樣一個商業(yè)化和消費文化誘惑非常多的社會，能夠非常安安靜靜地讀圣賢書？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國的商法學院像中國一樣是辦在本科的話，我相信美國大學的本科文理學院及其通識教育制度多半難以維持。因為每個家庭都會做很簡單的計算，如果任何人并不需要經過本科四年教育，就可以直接選擇掙大錢的職業(yè)教育如商法學院，那我們可以想象，還會有多少美國家庭會先花四年的冤枉錢，供自己的子女先讀文理學院，然后再去商法學院？為什么他們不直接投資讓子女直接讀商法學院？結果是可以想見的。反過來，正因為必須先讀四年本科才能報考商法學院，同時事實上只有文理學院的最優(yōu)秀的學生才能上精英的商法學院，這樣就能一箭雙雕，既強化了大學本科的人文通識教育，又確保了商法學院的學生必然是已經受過最好教育的學生。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商法學院轉為“后本科的職業(yè)教育”，大學本科的人文教育才能比較從容地設想、強化和改善。

　　4． 大學人文教育需要重新考慮“文理”關系

　　“文理”關系現(xiàn)在比較復雜，傳統(tǒng)的“文理“關系指文史哲與數(shù)理化的關系，但現(xiàn)在“文”的方面包括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兩者間本身就有很多差異甚至矛盾；
而“理”的方面不但包括純科學，更包括許多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等等。如果廣義的通識教育要包括所有這些內容，課程如何搭配是極為復雜之事。目前的情況是通選課往往成為各種各樣的“概論課”，很難達到人文教育的目的和效果，這是很不理想的。要精心選擇可以入選的課程，而不是現(xiàn)在這樣五花八門的概論課。

　　5． 大學人文教育進入課程設置，將凸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矛盾

　　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籠統(tǒng)都屬于所謂“文科”，但兩者差異非常大。社會科學通常強調對當代社會的分析，而人文學則離不開對歷史過去的認識。大學的人文教育應該著重人文學，還是偏重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人會有很大分歧。社會科學家可能會認為人文學如文史哲根本沒什么用處，而人文學者則會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都是照搬西方的，沒有自己的東西。這兩方面會有一個很長的互相妥協(xié)磨合的過程，才能逐漸形成中國大學人文教育的完整概念。

　　6． 大學人文教育一定會重提百年來的老問題：“西學與中學”問題。

　　推動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必然會重新面臨一個問題，現(xiàn)代大學人文教育應該著重中國的人文教育傳統(tǒng)，還是西方的人文教育傳統(tǒng)，或是走晚近美國時髦的所謂“雜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教育？這些問題非常復雜，我這里只能很簡單地直截了當說，我個人反對美國式的“雜多文化主義”， 因為它會把一大堆沒有經過檢驗的東西塞到課程里，本科生的課程不應該如此。美國的“文化雜多主義”號稱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但實際是虛假的，無非是在西方經典課程里面加了一些非西方作品，并不會改變什么，仍然是西方中心的。

　　我主張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要中西并舉。中國一百年來之所以把中西問題作為中心性的問題，因為現(xiàn)代中國總的問題就是直面西方文明沖擊的問題。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很不同：日本在近現(xiàn)代必須首先談亞洲，才能談它與西方世界的關系，但是中國總是直接面對中西問題。其道理在于，日本需要首先取代中國在亞洲的地位，要占據它在亞洲的地位，才有可能談和西方的關系，所以日本對亞洲的研究確實比中國對亞洲的研究發(fā)達。中國人今后自然要重視對亞洲的研究，但中西問題仍然是中國的中心性問題，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如果學華而不實的美國“雜多文化主義”，恰恰只能變成美國校園政治時髦話語的附庸和跟屁蟲，而放棄自己的中心問題。

　　7． 大學人文教育課程的“綱”與“目”問題

　　現(xiàn)在各大學的素質教育往往把精力放在增加通選課的數(shù)量上，這是抓目不抓綱的做法。一個真正的大學人文教育要精心設計幾門必修課作為人文教育課程的“綱”，例如中國文明史一年、西方文明史一年，中國人文經典一年、西方人文經典一年，這是比較可取的建設性目標。

　　現(xiàn)在許多大學都號稱他們學的是哈佛大學最新的通識教育方案，但學美國不能去學它最時髦的東西，而要看其建立現(xiàn)代通識課程的全過程，從1917年哥倫比亞大學最早嘗試現(xiàn)代通識教育課程到1945年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紅皮書，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中心問題實際一直是打造美國文化熔爐，是為了回應現(xiàn)代社會離心力很大，難以形成共同語言的問題。它因此強調大學通識教育是對所有本科生的教育，特別強調要以西方文明傳統(tǒng)作為人文教育的共同基礎。確實，1980年代后期以斯坦福大學改革為標志，“雜多文化主義”變成時髦，但僅僅是時髦，并沒有改變美國大學人文教育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實質�，F(xiàn)在的問題是，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是否只需要以中國文明傳統(tǒng)為中心？不少中國學者或許會認為應該如此，但我認為這不實際。我們處在一個西方主導的全球化世界中，我們一方面要在這樣的全球化時代堅持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同時必須深入認識西方文明的傳統(tǒng)。

　�。ū疚挠蓺W樹軍根據作者的演講整理，經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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