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賽爾·伯林是當代一位影響力極為深廣的思想家�！蹲杂伤恼摗�(有陳曉林君中譯本)與《俄國思想家》(有彭淮棟君中譯本)兩本文集固然為讀書人所周知；
《刺渭與狐貍》、《馬基亞維利的原創(chuàng)性》、《反啟蒙運動》、《民族主義》等多篇文章也久已膾炙人口；
《自由的兩種概念》(三聯(lián)版《公共論叢》第一、第二輯刊有此文的中譯——編者注)更是相關文法科系一代又一代學生的必讀小經(jīng)典。不過伯林作為思想家，卻與我們心目里熟悉的思想家形象有些不同。

　　伯林出身哲學，可是他名世的學術身分乃是思想史家；
確實，幾乎他所有的觀念，都是藉由對人物、運動、思潮的思想史研究來表達的。相應于此，他的思想史著作也洋溢著清楚強烈的問題意識，從不限于排比材料，或者做即興的詮釋與機械的化約。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在三個方面造就了這位自有獨特色彩的思想家。

　　第—，他無意于營造系統(tǒng)的理論，也沒有提出全面的學說。他不是康德、黑格爾，也不是羅爾斯或者哈貝馬斯。除了早年的少數(shù)專技性哲學文章，他幾乎未再脫離思想史的脈絡去抽象地談概念。我們無法想象伯林像羅爾斯那樣經(jīng)營“正義的兩項基本原則”，或者像哈貝馬斯那樣建構“溝通倫理”的歷史取向，自然更注定了他會迥異于古典的系統(tǒng)哲學家，或者是十九世紀的社會理論家。

　　第二，即使接受了思想史的取向，我們也會注意到，伯林的著作通常題材分散，而體裁也以文章為主。如果我的記憶無誤，除了極早年的《卡爾·馬克思》，是寫成章節(jié)完備的專書，此后他的作品均是單篇的議論(essays)、長短論文、演講、廣播談話、乃至于雜文；
發(fā)表場所也往往是在《紐約書評》之類的文化刊物，直到近20年來才擇其要者逐冊結成文集。而他討論的主題，則泛及政治哲學、文化意識、歷史理論、近代西方的幾大思潮、俄國思想史，乃至于維柯、赫德、哈曼等遭主流思想史淹沒的人物。由于這種著述方式，伯林的影響雖然廣遠，卻少了一般思想家吸盡一江水的霸業(yè)雄圖氣味。

　　第三，伯林當然有他的“主張”，不過這類主張往往是批判性的而不是積極性的，旨在指出限制而不在堆砌希望，目的在于提醒而不在鼓吹。他的思想中間，幾乎沒有任何許諾成分，因為他知道自己無能給人類提供任何解答或遠景；
但是他相信，期待解答或遠景的人，最好對人類的處境稍有了解，以免陷入幻覺。我們稱他為思想家，原因就是他對于了解人類的處境，作出了人文意識濃烈的貢獻。

　　在這方面，伯林的思想在表面上雖然沾染著幾分英國的保守世俗色彩，實質(zhì)上的悲劇意識，卻更接近韋伯。我始終不解，淵博如伯林，從容游走于俄、意、英、法、德多國思想傳統(tǒng)之間，何以竟然終身不曾正面討論過與他思想接壤的尼采和韋伯?這個問題，或許將成為當代思想史最有趣的公案之一。

　　熟悉韋伯“價值多神論”的人，其實已經(jīng)掌握住了伯林思想的核心議題。伯林深信，人類所追求的目標和價值不僅雜多，并且相互沖突；
這些價值無法形成—個高下各有定位的層級體系，也缺乏一個可以共量的尺度。價值沖突不僅在團體之間與個人之間都存在，在各個人內(nèi)心也會爆發(fā)。因此，即使是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也注定充滿著疑惑、將就、矛盾、不安與永遠游移無定的向注�？墒侨祟悷o法忍受這種不確定的存在，于是產(chǎn)生了對于一元論體系的渴求。伯林認為，西方思想的主要傳統(tǒng)，基本上都是一元取向的。他終生的批判對象，也就是這種彌漫兩干多年的一元論傳統(tǒng)。

　　撇開古典哲學和基督教這兩個龐大的一元論救贖體系不論，近代西方的—元取向，主要訴諸普遍理性與普遍人性。啟蒙運動，在伯林眼中乃是這整個趨勢的代表�？墒墙迤毡榈睦硇曰蚱毡榈娜诵�，真能夠整合價值、消解價值的沖突嗎?可以，代價卻是以闡明理性或者人性需求為名，抹煞多元與差異，將某種秩序和價值觀強加于心靈和社會。啟蒙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構想，今天看來或許童叟無傷，可是各類社會工程師，在后繼時代里仍然精益求精地設法落實啟蒙運動的原始雄心。他們的成就，在今天我們的生活里隨處可見。伯林撰寫《自由的兩種概念》，目的即在于戳破啟蒙思想躲在“積極自由”說詞之后的整體一元傾向。

　　西方的反啟蒙傳統(tǒng)，已經(jīng)發(fā)展出了對于一元主義的批判。這也就是伯林專注于挖掘這個傳統(tǒng)的主要動機。歷史有一個朝向一元終極目標的直線方向嗎?抽離的理性能夠掌握自然的多樣風貌嗎?原子式的個人能夠滋生價值嗎?各種文化的獨特性能夠用一套普遍的標準來臧否嗎?啟蒙與反啟蒙的對立，今天看來或許多已失去尖銳性，但是其背后一元與多元、普遍與個別的爭執(zhí)，在當前的多個領域里，仍以其他形式方興末艾。用政治社會的理論與實踐為例，普遍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多文化主義、公民身分的普遍權利與身分差異、乃至于民族主義從“對外求異”到“對內(nèi)求同”的暖昧性格等等討論，用意都是企圖安頓一元與多元兩方面的要求，卻又難得其解。

　　在哲學和文化理論的領域里，這類爭執(zhí)就更明顯了。不錯，上帝已死，后現(xiàn)代似乎已經(jīng)接收了全部遺產(chǎn)。可是，當后現(xiàn)代主義有如尚不解事的頑童，正為嚴父去世后的解放感而欣喜雀躍時， 伯林的不同，或許不在于具體的論點，而是在于他更為了失怙之后的責任與坎坷前路而憂心焦慮。

　　作為一個人，伯林距離我們實在很遠，他是英國長大的俄裔猶太人，在牛津大學求學任教一生，出入英國和歐美的高級文化學術社交圈，個人關懷所在則是猶太民族的命運。不述他的思想確實有相當?shù)膯�發(fā)性。閱讀伯林，是一種愉快的經(jīng)驗。他的文字雖然雕琢講究，理路與意思卻淺顯易懂�？墒羌词棺x來感覺清爽會心，你會發(fā)現(xiàn)他在文字背后織下了重重關連與視野，可以讓你盡情深入思索，逐步展現(xiàn)一個豐富的思想世界。對于身在東方的我們，這個思想世界可不是不相干的。伯林有他云端的個人生活，不過他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家(而不是學者文人的思想家)。他的去世，我覺得是一個損失。

　　《南方周末》1997，11，28，閱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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