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關于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象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一
我們已經對郭沫若的《女神》及其文學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這里準備換一個角度，談一談對郭沫若的不同評價，也涉及到經典的閱讀與評價問題。我們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經典之作，最能體現五四的時代特色，標志著新詩初期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據我所知，現在一般年輕的讀者，對郭沫若作品不會有很大的興趣，評價也不一定高；
而另一方面，文學史的評價卻很高。我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兩極閱讀現象”。事實上確實存在兩種讀法：一種是“文學史讀法”，注重從歷史發(fā)展的鏈條中考察作品，確定其特色、價值、影響與地位。當今各種現代文學史著作，幾乎都是這樣評價郭沫若以及其他經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種學術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說法是“魯郭茅，巴老曹”，不一定準確，但也可見對郭沫若的評價甚高。這也可以說是“專業(yè)的讀法”。另一種讀法，則是“非專業(yè)讀法”，一般比較偏重個人的或行時的審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顧及“歷史的鏈條”。因此象《女神》這樣時代性很強的經典作品，而今已事過境遷，有了歷史的隔膜，讀者就比較難于喚起大的閱讀興趣；
加上社會上對郭沫若其人其詩也的確存在某些誤解或苛求，也會影響到“非專業(yè)閱讀”的評價，對郭沫若的評價也就不高。就文學接受而言，無論專業(yè)非專業(y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輕易評判其高下。然而當今許多專家的研究論文或大學的講臺對郭沫若甚表稱許，而一般讀者，甚至就是聽課的青年學生，卻對郭評價偏低，或者不感興趣。這就形成“兩極閱讀現象”，值得正視和思索。
作為專業(yè)的研究，或者在課堂上講文學史，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消除對于經典的隔膜，特別是象《女神》這樣本來時代感特別強，而今已經是“事過境遷”的經典？
“專業(yè)閱讀”的評價與一般讀者的理解和感覺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專業(yè)評價本身有問題。以往對《女神》的評價，大都是從兩個角度進行的。一是思想內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體現反封建以及改造社會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聲音，等等。常見的對郭詩的基本主題作摘句式的歸納，以及對郭詩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別注重思想和內容的傾向 。這種評論能抓住時代精神特征，理解作品的內涵價值，卻未必能充分說明《女神》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讀者的歡迎，又何以能成為影響巨大的文學史經典。其實，《女神》是詩，詩歌是主情的，很難說在思想內容方面能提供什么深刻的東西。若論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讀者大可不必從詩中去求覓；
而且類似某些論者后來從《女神》中所歸納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題，在五四當年的各種激進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梢姟杜瘛芬疝Z動的原因遠不止于思想內容。
那么，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對《女神》的影響做出完滿的解析呢？也不一定。以往許多論著都高度評價《女神》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特別指出其在自由體詩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的貢獻，這是有根據的。若要考察新詩形式的流變，“郭式自由詩”自然是重要的一環(huán)。但誰也不能否認，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女神》畢竟又還比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開一代詩風，《女神》成了現代自由體詩的發(fā)端，然而郭詩那種絕對自由的寫法，也給新詩帶來散漫的負面影響。思想內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論評，雖然可以自成一說，讓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學價值，卻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閃電般征服整個文壇的原因�，F今一般“文學史的讀法”都想盡量復原《女神》在當年的精神和影響，因目光多限于主題思想和自由體詩形式等方面，缺少歷史的現場感，終究難于感受其獨特而巨大的藝術魅力。同樣，一般讀者也是由于事過境遷，而專業(yè)的解析又不能補給他們歷史的現場感，他們也就難于體驗《女神》獨特的時代審美內涵，甚至對這樣一類經典“敬而遠之”，不感興趣。
所以要真正欣賞《女神》，了解其獨有的不可重復之美，應當從作品——讀者所構成的互動互涉的關系中去尋找歷史現場感，理解當年《女神》熱的原因，而不是局限于對文本的分析。這里必須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女神》激發(fā)了五四讀者的情感與想象力，反過來，五四讀者的情緒和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過程中重塑《女神》的公眾形象；
或者說，《女神》是與五四式的閱讀風氣結合，才最終達至其狂飆突進的藝術勝境的。《女神》獨特魅力的產生離不開特定歷史氛圍下的普遍閱讀心態(tài)和讀者反應�！杜瘛纷鳛榻浀涫怯稍娙斯艉捅姸辔逅臒嵫那嗄曜x者所共同完成的。
作為當代的讀者讀《女神》，如果不是滿足于了解一些文學史上通常的定論，諸如思想、詩體之類，而要真正領會其作為經典的涵義，讀懂其時代審美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慮與《女神》同一時代的讀者接受狀況。因此，讀《女神》，特別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點的代表作，最好采用三步的閱讀法，即：第一步直觀感受，第二步設身處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拔膶W史讀法”往往偏重于“名理分析”，非專業(yè)閱讀則多是停留在“直觀感受”，一般都不大注重還原歷史氛圍的“設身處地”；
而對于象《女神》這樣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的作品，不盡量“設身處地”反顧歷史現場，消除歷史距離帶來的隔膜，就難于領略其特有的藝術價值，也難于解析那些文學史經典成功的原因。所以，讀《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閱讀結合起來，這大概也是除去“兩極閱讀”偏頗的辦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閱讀的實例。
我們可以舉《天狗》為例，看看怎樣去進行“三步閱讀”。先讀一遍《天狗》，大家先拋開一切既有的結論或看法，完全投入，努力去獲得第一印象：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總量！
我飛奔，
我狂叫，
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飛跑，
我在我的腦筋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初讀此詩，如果全由直覺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又仿佛自身儲有無窮的精力能量，一時難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難受，渴求自我擴張，簡直要爆炸了。我們不急于分析這種“第一印象”，最好轉入第二步，即設身處地想像是在“五四”時期，自己也是剛跳出封建思想牢籠的青年，充滿個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個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
但同時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著手，一時找不到實現自我、發(fā)揮個人潛能的機會；
自以為個性解放后理所當然得到的東西，卻遠未能獲得，因而一方面覺得“我”很偉大，威力無窮，另方面又會發(fā)現“我”無所適從，這便產生焦灼感，有一種暴躁的心態(tài)。這些只是“設想”，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有關“五四”的歷史氛圍盡可能設身處地，暫當“五四”人，若如此來讀《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較理解詩中所抒發(fā)的那種情緒與心態(tài)。接著可再轉入“名理分析”，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歸納其主題思想或傾向諸方面，最好還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體氛圍，或者可借用傳統(tǒng)批評的概念來說，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氣”。這種“氣”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緒、豐富的想像，以及詩的內在節(jié)奏等因素綜合體現的“五四”時代讀者本來其自身也有類同的焦躁感，一讀《天狗》便如同觸電，能在那種“氣”中溝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設想在特定時代的閱讀“場”中去感觸把握《天狗》的“氣”，分析就不會流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閱讀所達到的對作品—讀者互動互涉關系的探求，有可能擺脫那種空洞的或過于情緒化的評論套式。
《女神》中詩有許多顯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憑直覺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認為這并不成功，以往許多論者也都是這么批評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內容分開來考究，而是著眼于“氣”的整體審美，那么這些“粗糙”便另有一種痛快淋漓的閱讀效應。例如《晨安》一詩，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聲地打招呼，全詩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開頭，非常單調，而且用詞粗放，不加紋飾，似乎全不講求形式。初讀起來甚至刺耳，讓人感覺怪異。但郭沫若是有意為之，就是要造就這種效果。他曾說過：“詩無論新舊，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體更好” ，又說：“我所寫的一些東西，只不過飛翔我一時的沖動，隨便地亂跳舞的罷了” 。他是以不講形式作為一種形式，一種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
以“不像詩”來表現一種新的詩體，有意于對傳統(tǒng)的溫柔敦厚詩風來一個沖擊，造成審美的逆差。“五四”時期處于大變動，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異的叛逆的藝術趣味，反精美、反勻稱、反優(yōu)雅成為時尚，所以類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類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讀者的喝彩。就如同當今的搖滾樂、霹靂舞，也以反精美、反優(yōu)雅為時尚一樣。如果對《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讀法，著眼于其“氣”的整體審美效果，并結合特定時期的讀者反應去重加體察，我想是可以讀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導風格暴躁凌厲，雖然也有一部分比較優(yōu)美的詩 ，影響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備并能引發(fā)這種暴躁凌厲之“氣”的。結合讀者反應來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壓抑的社會心理，或可稱為能量釋放，一種渇求個性解放的能量�！杜瘛分饕皇翘峁┥羁�，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緒宣泄�！拔逅摹睍r期的讀者審美需求是有各種層次的，那時的人們需要深刻冷峻（如魯迅的小說），需要傷感憤激（如郁達夫、廬隱的作品），需要天真純情（如冰心的詩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厲。在充分滿足而又造就新的時代審美追求這一點上，郭沫若稱得上第一流的詩人。這樣的讀法，也許能站到一個更寬容也更有歷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這樣的經典；
這些經典因為太貼近現實而往往時過境遷，得不到后人的認同。當今讀者郭沫若詩歌不欣賞、無興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時過境遷”。當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樣的新鮮、上進而又暴躁凌厲的“氣”，不再有“社會青春期”的氛圍，在一般“非專業(yè)閱讀”的層面上也就較難欣賞《女神》這類作品。然而文學史家說明歷史，就必須體驗和理解歷史。這歷史不光是由一個個作品的本文構成的，讀者反應實際上也參與了文學發(fā)展的進程，因此，適當關照作品—讀者之互動互涉的“場”，才更有可能接近歷史原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二
當今的研究者和讀者對郭沫若的評價形成兩極，跟對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關系。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場多變。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創(chuàng)作反觀郭沫若的人格，也許我們對這位詩人的浪漫氣質會有更多的了解與寬容，我們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標準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說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這兩方面交織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當凡庸的一面表露時會格外引人注目，人們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時期，天才表露多，幾乎極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
三、四十年代以后，天才的成份越來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質上是一位浪漫的詩人，其天才也多表現于創(chuàng)作中；
而當他轉向從政時，詩人與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尷尬，俗氣。不能簡單斷言從政=庸俗，只是說扭曲了本性去從政（或從事別的事業(yè)）才容易表露凡庸。遺憾的是現今有關郭沫若的傳記極少寫其凡庸一面所以沒有立體感。
下面我們還是先看看闖過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質。如果說魯迅像一座山，學者深穩(wěn)崇峻，郭沫若可以說是一個海，波濤洶涌，熱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屬天才型，或文藝型，熱情、沖動、活躍，多變是其重要特點。這可以從其創(chuàng)作返觀。他自己說，寫《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詩作時，他如同奔馬，沖動得不得了，寫完后如死海豚；
靈感來時，激動得連筆都抓不住，渾身發(fā)燒發(fā)冷。
這都證明，他屬于天才型或文藝型心理素質。這種素質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他在文藝觀方面是追崇天才、靈感、直覺的，所以他總認為詩是“寫”出來的，并非“做”出來的。他還說：“詩人的心境比如一灣清澄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著如一張明鏡，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
一有風的時候，便云翻波涌起來，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活動著在里面。這風便是所謂直覺、靈感。起了的波浪便高漲著的情調�！� 可見郭不但性情沖動，在文藝觀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沖動靈感。《女神》中的許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這樣沖動的心理狀態(tài)中依靠靈感去構思，所以充溢著情緒流與奇麗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卻真切感人；
雖然粗糙，卻更顯坦成。郭沫若這種心理素質是非常適于浪漫主義詩歌創(chuàng)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學”論爭中，郭沫若曾經很沖動地著文攻擊魯迅，魯迅反擊時稱郭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謂“創(chuàng)造氣”。這當然帶有論爭的意氣。但冷靜地看，也還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確富于“才子氣”，浪漫、叛逆、愛獨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這種天才型、文藝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時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關。郭小學畢業(yè)時經歷過“考榜風波”，他本來在24歲畢業(yè)考生中名列榜首，卻被教師私下改定為第八。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惡濁，促成其叛逆的、破壞性的心理傾向。此外，由家庭包辦的“黑貓”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機，甚至想自殺，后來從歌德的詩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來，并因此而非常明確地以追求個性解放，實現自我的完滿作為生活目標。
這些閱歷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和決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長趨向，并不斷地作為“情緒原型”或隱或現地反映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還可以補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狀況也顯然制約其浪漫主義的心理性格，并影響到創(chuàng)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歲就發(fā)育了，性意識過早覺醒，所以很小喜歡浪漫主義作品，養(yǎng)成熱情、敏感、多變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歲時患中耳炎，留下耳聾的后遺癥，這反而強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發(fā)“超驗”的想像力類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藝史上很多見。適當關注這些由生理機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對郭沫若詩作藝術特色的了解，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為人及其創(chuàng)作生活道路。
三
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生活道路是多變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時期。主要作為浪漫主義的天才詩人，以《女神》喊出了時代的真聲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釋放了被壓抑的社會心緒，滿足了時代的精神需求。這是郭沫若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他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自我實現的程度很高。這當然跟“五四”時期特定氛圍有關，那種寬松、自由、充滿朝氣的環(huán)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與創(chuàng)作風格。
第二個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變?yōu)椤霸娙恕鐣顒蛹摇薄Ｓ伞拔膶W革命”、“兩個口號”論爭到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擁到政壇，雖然其浪漫的個性并不宜于政界，卻也以相當多的精力投入社會活動。他的創(chuàng)作告別了“五四”時期那種朝氣，而逐步強化了現實感，而浪漫主義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從文人普遍感時憂國的時代風尚看，郭沫若這種轉變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這種轉變并不適合郭沫若那種天才型、文藝型性格。郭作為浪漫詩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現實政治所扭曲、束縛，這一時期雖然也創(chuàng)作過《屈原》歷史劇這樣有影響的作品，但總的來說，郭沫若的創(chuàng)造力與時遞減。
第三個段落是中國內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雜務纏身，雖仍不時動筆，但多為應制之作，藝術上不足觀。
綜觀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變化，但郭主要以詩名世，是詩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給人們的也主要是詩。所以評價這樣一位人物，應著眼于其詩，特別是《女神》等早期詩作。后期郭沫若最為人詬病的是表現太趨時，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趨時”仍可說主要是文人表現，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標準去要求和衡量。況且郭畢竟是一個曾經非常真實過的人，那是一種比較徹底正視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實，一種令傳統(tǒng)的沉悶心態(tài)難于忍受的真實，這就很難能可貴了。一個社會所要求的文學產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誠的抒情，我們應當承認，現代文學的這兩方面都還太少。正因為這樣，我們應以寬容和知人論世的態(tài)度去評說郭沫若其人其詩，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遺產，而不是苛求這樣一位天才詩人。
（原載《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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