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眾傳媒紛紛將“內容為王”奉為圭臬的今天，調查性報道可以改善媒體的報道質量，提高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媒體的良好形象。 　　【關鍵詞】調查性報道 《新聞調查》 《焦點訪談》
　　
　　20世紀60年代，調查性報道開始于美國。20世紀80年代，調查性報道來到中國，剛一出現(xiàn)，它就以自己特有的穿透力和影響力，成為了中國新聞界一道靚麗的風景，進入21世紀，調查性報道更是方興未艾。
　　
　　一、調查性報道的產生與發(fā)展
　　
　　何為調查性報道？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監(jiān)督批評和剖析問題為核心的報道，是采訪者針對某些個人或組織故意掩蓋的損害公眾利益的事實或者公眾關心的問題，通過獨立、系統(tǒng)、科學、有針對性的調查而完成的報道方式。
　　調查性報道是源自西方的一種報道方式。作為對純客觀報道的反動,這一報道方式與解釋性報道、精確性報道一起成為深度報道的重要武器。利用這些武器，記者們深度介入社會生活,全面反映社會面貌,曾經極大地推動了社會變革,促進了社會發(fā)展。其實早在17世紀70年代，美國的報紙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開始對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丑行進行揭露，包括政治活動的內幕、政府的貪污腐化、公司企業(yè)的營私舞弊行為、犯罪集團的活動等。到了19世紀后半期，美國報業(yè)大王普利策開始鼓吹社會變革，鼓勵大眾同政府和巨商和貪污腐化作斗爭。他主張“有力的寫作和計劃性新聞”，強調報紙應揭露貪污腐敗。20世紀六七十年代，調查性報道正式在美國新聞界生根。美國各大城市的報紙紛紛開始建立調查性報道小組，愈來愈多的人力和財力被投向調查性的報道上。而調查性報道的里程碑是華盛頓郵報披露的“水門事件”。從1972年6月起，該報的青年記者羅伯特?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通過22個月的調查和報道，揭露了尼克松的政治丑聞。最初的導火線不過是一個竊聽事件以及一名嫌疑人身上搜出來的電話本。由此出發(f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發(fā)現(xiàn)了事件背后的白宮官員，又發(fā)現(xiàn)了總統(tǒng)與竊聽事件的關系。深度的調查和連續(xù)的報道最終是尼克松總統(tǒng)辭職。“水門事件”也因此成了調查性報道最具標志性的事件之一。
　　
　　二、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發(fā)展
　　
　　20世紀八十年代,調查性報道傳入我國，這一報道方式遂成為國內媒體尤其是紙媒和受眾熱衷的報道形式，先后涌現(xiàn)了一批優(yōu)秀的調查性報道、調查性報道實踐者和以調查性報道為主體的新聞媒體。1996年開播的央視《新聞調查》欄目更是率先在國內電視界提出以調查性報道作為欄目發(fā)展目標。從1982年始,國內業(yè)界的探索也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新聞學界的一些專家、學者便開始了有關調查性報道的介紹、分析和研究工作。
　　黃欽在《中國調查性報道研究綜述》一文中曾對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發(fā)展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在文中，他將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發(fā)展分為三個階段，具有三個高峰期。這三個高峰期分別是1995、1999和2006年。仔細分析這三個高峰期，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三個時間恰巧和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的發(fā)展階段相吻合――1996年，新聞調查開播；2000年，《新聞調查》走出主題性調查的誤區(qū)，從探索期進入成長期；2006年，《新聞調查》創(chuàng)辦十周年，步入成熟期。而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具體發(fā)展路程主要分為了拒絕和排斥、關注和探索以及比較和反思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調查性報道只是作為一個新興的事物被介紹到中國，研究者在介紹的時候也是將調查性報道視為與壟斷資本集團相互制約、相互斗爭的手段，是資產階級用以緩和階級矛盾、安撫人民群眾的工具；第二階段伴隨著中央電視臺《觀察思考》、《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等欄目的創(chuàng)辦以及國內報業(yè)在調查性報道方面的探索，業(yè)界和學界開始關注調查性報道，并對如何采寫調查性報道進行了探討；第三階段隨著實踐的發(fā)展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開始試探性地對中西調查性報道進行比較研究，并且主要聚焦在對于調查性報道概念的思考上。總之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發(fā)展還是一個有待于發(fā)展的過程，現(xiàn)在中國的調查性報道的研究還是處于一個初級階段，調查性報道的自身發(fā)展以及其在中國的新發(fā)展，都需要研究者和新聞工作者通過具體的實踐來進行完善。調查性報道作為深度報道的一種顯要方式，其在新世紀的大環(huán)境下是不會衰退的，其不僅不會下滑，而且還很有可能成為以后新聞報道的一種主要的報道方式之一。
　　
　　三、調查性報道的現(xiàn)實意義
　　
　　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公眾對知情權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人們已經不滿足于了解表層的新聞事實，他們還需要了解為什么事實是這樣的，通過對事實的深入了解來進一步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同環(huán)境更加協(xié)調。這就對大眾傳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媒不能僅僅局限于報道事物的表象，更應該深入挖掘事物產生的內部和外部原因，滿足受眾深層次認知事物的要求。同時，隨著我國民主政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民的參政議政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們要求通過新聞媒體更多地了解政府的決策過程和執(zhí)政情況，并且對政府官員的執(zhí)政行為、執(zhí)政能力和廉政情況進行監(jiān)督，對貪污腐敗等現(xiàn)象予以曝光，而調查性報道是滿足受眾上述要求的極好的新聞傳播方式。正因為如此，調查性報道在中國也正在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報道方式。而且調查性報道在新聞學中也具有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改變了傳統(tǒng)的新聞觀，而且改變了記者的思維模式，使自己從以前的單一思維模式過渡到立體性思維，可以使記者對一個事件的描述更加的全面、具體以及深刻。而且調查性報道的產生還沖擊了倒金字塔結構的權威地位。隨著受眾的信息需求量以及理解能力的上升，簡單的信息傳播以及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希望可以更完整、更準確、更全面的了解事實的真相，此時以前的倒金字塔結構的報道方式已經不能滿足受眾的需要，調查性報道呼之欲出。
　　總之，在大眾傳媒紛紛將“內容為王”奉為圭臬的今天，調查性報道可以改善媒體的報道質量，提高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媒體的良好形象。調查性報道還可以鍛煉記者，培養(yǎng)一支意志堅強、不畏強權、業(yè)務精通的高素質記者隊伍。正是調查性報道的特殊意義，決定了它將會在大眾傳媒中占據(jù)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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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葉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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