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西藏問題”上的偏見中國可以堅決地說“不”!]中國不允許藏族人出國
發(fā)布時間:2020-02-17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從2001年開始,走出國門,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比利時和泰國連續(xù)幾年舉辦“中國西藏文化周”,向國際社會展示西藏的真實情況,介紹一個發(fā)生日新月異變化的西藏,在這些國家引起較強反響,有的國家的媒體報道稱“掀起西藏熱”、“攪熱輿論”。前不久,國務院新聞辦西藏處處長王丕君應中國外文局之邀與外宣干部座談時說:“西藏本沒有問題,而多年來充斥在西方輿論中的西藏是完全地被問題化了,妖魔化了,虛擬化了。西方社會對西藏問題有著執(zhí)著的偏見,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向他們闡明事實、申明道理!彼渲杏幸粋觀點打動了很多人:“面對今天西方社會對西藏問題的指指點點,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成為最佳辯手,中國可以堅決地說‘不’!”
《對外大傳播》將從本期開始創(chuàng)辦“西藏之窗”欄目,我們將通過一系列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學者及外國朋友的眼睛解讀今天的西藏;也會將觸角深入到藏區(qū),請生活在那里的藏民談他們對西藏問題的切身感受……
本專欄將由國務院新聞辦七局西藏處王丕君處長主持,敬請大家對本專欄給予關注。
皚皚的雪山、空靈的圣湖、藍藍的天空、飄揚的經幡、朝圣的人群,這是西藏展示給世人的一幅幅美麗畫面。這些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高山景觀和高原文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游客。然而,國外還存在著另外一個西藏,這就是被一些西方國家的政要、議員、媒體所描述的“虛擬的西藏”。外國媒體和記者究竟怎么說西藏?國外媒體對西藏的誤解究竟怎么產生的?如何扭轉國際涉藏輿論對中國不利的局面??
為了更好地向讀者解答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專訪了國務院新聞辦西藏處處長王丕君。
《對外大傳播》:為什么西藏在國外這么熱?
王丕君:由于從事涉藏對外宣傳的工作,我走了幾個國家,參與策劃組織了一些對外介紹西藏文化的綜合性交流活動,如“中國西藏文化周”、藏學家活佛出訪,涉及人群比較廣泛,有很多政要、公眾和媒體記者參加,我曾經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和墨西哥一個學術報告會以及一些活動上進行現場調查,發(fā)現在國外有很多人對西藏很感興趣,而且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職業(yè)界別。為什么國外有這么多的人關心西藏呢?
西藏所擁有的得天獨厚的自然風光自然是吸引各國人士的一個重要緣由。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登山運動員和愛好登山的人士把攀登珠峰作為實現人生價值與意志挑戰(zhàn)的極點;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文化遺址――古格王朝古城,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以及攝影愛好者都會從“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建筑群廢墟上遐想9世紀一個王朝的輝煌和憑生歷史沿革的感慨;這里有“仰望山接天、岸看江如線”的三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峽谷和“世界峽谷之最”的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其絢麗的風光、滔天的巨浪,氣勢磅礴,令人流連忘返;這里冰川懸垂、銀峰入云,是中國冰川最集中的地區(qū),絨布冰川和卡欽冰川千姿百態(tài)、絕妙其倫,令人嘆為觀止;這里有50多座超過8000米的高山,有大大小小1500多個高原湖泊,藥用植物1000多種、野生動物數百種,總之,自然景觀絢麗多彩。西方人對西藏的最初認識是“這個星球上真正蘊涵神秘的地方,會飛的喇嘛、呼風喚雨的神人、預測未來的巫師”。一位旅居溫哥華的年輕藏人說,“西方人看我們時,常常懷著一種不真實的敬畏,他們認為我們西藏人都會冥想,有些西方人認為我們具有神秘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和他們一樣有兩只眼睛、一個鼻子”;有一些人把西藏當作是“心靈和情感的寄托”。?
這里有綺麗的自然景觀,也有燦爛的人文景觀。藏民族有悠久的歷史,豐富多彩的文化,獨具特色的建筑、雕塑、繪畫,令人眼花繚亂的服飾,奔放的歌舞,神奇的藏醫(yī)藏藥,等等。其中,《格薩爾王傳》是《荷馬史詩》之外在世界上最長的史詩,被譽為“世界史詩之王”。它的傳播方式尤為奇特:口傳,就是這些說唱藝人并沒有受到專門的學習訓練,就可以長吟。藏傳佛教,也是一門在世界上影響很大的宗教,特別是它獨有的活佛轉世制度以及顯宗、密宗吸引著許多研究宗教、信仰宗教的人。
《對外大傳播》:據你了解,外國媒體和記者究竟是怎么說西藏的?
王丕君:根據本人這幾年對西方媒體涉華報道的跟蹤發(fā)現,如果說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面還有些正面報道的話,那么涉及西藏的報道基本上都是負面的,看得出是“一邊倒”的態(tài)勢。根據對2000年到2004年西方主流媒體的涉藏報道進行統(tǒng)計、歸納,從報道量上可以看出西方媒體主要關心以下幾個方面。
排在第一位的是宗教問題。在他們眼中,西藏除了宗教就是宗教,宗教成了西藏文化的全部。報道要么說我們“限制了宗教自由”,要么說毀壞了西藏的寺廟,要么說我們給僧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有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有的是歷史性的客觀存在,比如寺廟被毀壞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地的寺廟都遭到了破壞,西藏也不可能例外。但是說我們在包括僧人在內的西藏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有問題,這是荒謬的。只要是一國的公民,就應該接受國民素質的基本教育,愛國主義是國民素質的一個基本要求,僧人也不能例外。說我們限制宗教自由,基本上不成立,記得美國一家叫安德魯斯的制片公司來華之前就到西藏采訪提出了一些非常激烈的問題,包括宗教信仰是否自由的問題,但當他們從西藏回到北京后,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西藏的宗教氛圍很濃厚,在大昭寺看到香火旺盛、信眾如云,幾個寺院的僧人自由地進行辯經、學習,西藏并不存在國外說的宗教信仰有問題。事實上,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發(fā)展非常重視,在北京專門成立了高級佛教院,以使高級僧人有繼續(xù)深造的地方。去年,又恢復了高級學銜的授予制度,這就更進一步地保證了僧人通過個人的學習和修行通過一定程序的考試有了在國內獲得高級職稱的機會。
另一個被西方主流媒體廣泛關注的問題就是西藏文化的問題。他們文章中的觀點是什么呢?說什么西藏文化在“滅絕”,中國實行同化政策。他們說的滅絕是什么概念?說西藏沒有提倡學習藏語,但事實恰恰相反,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通過法律的形式要求重視和落實好藏語和漢語的雙語學習,現在西藏的各種公文、法律文本、公益建筑物的標識等方面均使用藏漢兩種文字,中央政府投巨資用于整理藏文的文獻和經典著作,如《大藏經》等。這幾年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區(qū)通過各種方式的對外宣傳,增進了國外對西藏傳統(tǒng)文化保護和發(fā)展情況的了解,國外在這方面的不實之詞相對減少了。
說我們實行同化政策,依據是中國給西藏實行了“巨大的移民”。我在隨同藏學家活佛團出訪時,總碰到一些西方的政要、記者質疑中國的西藏政策,似乎他們更了解西藏,更關心西藏人民的方方面面!一次在我駐美使館舉行的藏學家與美國13位議員助手的座談會上,一位在中國工作過12年的美國人說:中國在西部大開發(fā)中,是不是中國政府鼓勵漢族移民西藏?這樣會不會造成漢族人掠奪藏族人的財富?我回答: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是人流和物流的自然化。中國內地的市場化發(fā)展使得商業(yè)機會相對減少,一些商人把目光瞄準了交通不便、比較偏遠的地方,他們大部分也只是經營一些原始積累型的、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yè),比如餐飲、蔬菜生產與加工、建筑等,這些人大部分來自西藏附近省份,而藏族人也在商品經濟的熏陶下,認識到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藝品、乳制品等也可以產生可觀的效益,于是到內地從事商品買賣。這就是美國人前幾年大講特講的“市場經濟的力量”。正如美國政府阻擋不了可口可樂、微軟、通用來中國投資一樣,中國政府既沒有政策化地把漢族人大量的移民西藏,也沒有政治化地阻止藏族人到內地來做買賣。事實上,中國政府極力動員和推動的是讓各個省以及一些國營大公司對口支援西藏的建設與發(fā)展,主要是資金的援助、技術的援助和少量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援助。而正是這個援助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促進了西藏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我們邀請的意大利、俄羅斯、韓國等國的媒體記者高度評價這種“移民”方式,前不久邀請的印度記者團也對此給予積極評價,并認為這應該作為其他國家解決民族地區(qū)發(fā)展的一個成功做法廣為借鑒和推廣。
西藏的環(huán)境保護是另一個被大量報道的問題。西方媒體認為中國在西藏搞現代化、搞西部大開發(fā),必然會對西藏美麗的自然風光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破壞。其中引用的例子是青藏鐵路。我們認為這是他們的主觀臆斷。事實上,中國政府非常重視西藏的環(huán)境保護,就拿國外指責較多的是青藏鐵路來說,中國政府僅為這條鐵路的環(huán)保投入就達12億元。舉個已經廣為流傳的例子,鐵路建設者為了保護草皮,把凡是鐵路經過地方的草皮,連草帶土鏟下來移到溫室中,等鐵路建成后又原封不動地搬回原地,這種舉動需要多么大的決心和勇氣,何況是在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地方?另外技術人員、施工人員的用餐、住宿等各方面也都采取了非常環(huán)保的措施。由于我們加大了這方面的宣傳,關于環(huán)保方面的負面報道大大減少。
其他關于對西藏經濟發(fā)展問題、人口問題、民族區(qū)域自治問題等方面的報道也占有相當的數量。
《對外大傳播》:國外媒體對西藏的誤解究竟是怎么產生的?僅僅是誤解嗎?為什么會出現誤解?
王丕君:根據我們與國外大部分受眾的接觸感覺到,多數人確實是不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的。大部分西方人沒有來過中國,更不用說到西藏了。媒體也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但有一些卻是執(zhí)意于丑化西藏的。
造成國際上西藏宣傳“一邊倒”的一個客觀原因是,一方面,達賴集團在國外長期地、極力地對西藏進行歪曲性的誤導性宣傳,而國內在對外宣傳西藏方面起步比較晚;另一方面,以前整個中國都被西方妖魔化了,西藏問題、人權問題等是西方媒體用來描寫中國的一個負面模式,只要一提到西藏,就來不得一絲一毫的客觀,甚至有國外記者說,即使自己哪怕有一些客觀或中性的報道,也會被主編們刪掉或者改頭換面。現在大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從西方媒體的報道可以看到,中國已經是他們新聞的重要內容,近兩年,一些西方主流媒體中的大腕開始規(guī)模型、集中性地報道中國,搞什么“中國周”,對中國的看法開始明顯轉變,越來越客觀了,對西藏的報道也隨之有了明顯的改變。
《對外大傳播》:為什么達賴集團在國外總要散布關于西藏的謠言?
王丕君:我們知道達賴集團1959年叛逃以后,一直不是以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公開承認“流亡政府”,沒有一個國家說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出于遏制中國的需要、出于國家間競爭的一種策略,西方一些國家支持和慫恿達賴集團把西藏“問題化”,搞“西藏問題”國際化,這是一種政治化的操作。并不是真的關心西藏的發(fā)展、西藏的人權,也并不是真的為了達賴集團及其生活在國外的藏胞,這一點連達賴自己都說過類似的話。
而達賴及其流亡集團,為了謀求生存之道,只能孤注一擲地搞分裂,迎合西方的需要,獲取西方國家及其政要在“道義”上、政治上、經濟上、輿論上的援助,他所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世界宗教領袖”等頭銜,都是西方人自娛自樂的把戲。我們想想,達賴集團叛逃是由他們自己滋事開始的,達賴集團在國外幾十年就從來沒有放棄過武裝準備和暴力滲透,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這能說是為了“和平”?達賴集團表面上、口頭上渲染“非暴力”,事實上進行各種暴力活動的部署,這個獎不是有點掩人耳目嗎?達賴是以藏傳佛教“領袖”的名分獲得世界宗教領袖分封的,但他作為格魯派代表人物僅僅是藏傳佛教幾大派中的一個派別,如果藏傳佛教的高僧沒有被廣大的信眾所接受,何以能成為宗教領袖?是誰的教呢?中國人的還是西方人的?
所以達賴及其集團的主要生存方式是宣傳,主要工作也是宣傳,而宣傳的宗旨自然不是客觀地說明西藏,說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如何推動西藏的發(fā)展,如何得到全體西藏人民的同心同德,只能是從反面來說。這才有市場!但現在的西藏哪有那么多的反面的東西可講呢?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制造謠言和謊言。但謊言和謠言制造者的無力就在于它需要不斷地編織直到完全破滅。
事實上,達賴集團通過這種分裂中國的反動宣傳活動,得到了一些國家的支持,它每年財政支出中的一大半就是這些國家提供的。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與中國相處:21世紀的美中關系》中寫道:“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民間人士,都不應該鼓勵謀求西藏獨立的那些人,美國人也不應該挑起美國不準備予以滿足的期望,即美國會以某種方式支持出現一個獨立的西藏的期望。煽起這種期望是殘酷的,也是不負責任的,依據這種許諾而采取行動的西藏人也肯定會大失所望!
《對外大傳播》:作為從事西藏外宣工作的官員,你對扭轉國際涉藏輿論有什么考慮?
王丕君:總體上來講,國際涉藏輿論向著越來越客觀的方面發(fā)展,但受輿論格局“西強我弱”影響,涉藏輿論“一邊倒”的局面短時期內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因此,讓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媒體客觀的報道西藏、讓西藏的真實情況更廣泛更快地展示給國際社會將是對外宣傳西藏工作的一個長期目標。
這幾年我們組織西藏的藏學家、活佛、文藝工作者、畫家、官員等到一些國家進行交流,邀請一些國家的媒體記者訪華并到西藏實地采訪,在國外舉辦“中國西藏文化周”,直接與國外主流社會和公眾交流,起到了解疑釋惑、增進了解、加強互信的效果。我們的想法是:通過若干年的努力,爭取讓世界各國主流媒體的記者都能到西藏走一走、看一看,通過他們自己的眼睛和筆向世界介紹西藏的真實情況。
今年是西藏自治區(qū)成立40周年,國內外比較關注西藏的情況,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利用達賴集團和國外關注這個新聞點的有利時機,加大對外宣傳西藏的力度,大力宣傳西藏自治區(qū)成立40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積極宣傳西藏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取得的成果,宣傳我國實行的民族宗教政策產生的積極效果,介紹中央支持、全國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建設新西藏的情況,介紹我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重視保護與發(fā)展藏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情況、生態(tài)建設與環(huán)境保護的情況等等。在正面介紹情況的同時,我們將對達賴集團散布的新的謠言和謊言繼續(xù)進行有針對性地揭批。
記得一位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的領導人講過:在“西藏問題”上我們要理直氣壯,我們沒有什么不可以講的,也沒有什么是講不清楚的。我曾經在一次藏胞工作干部座談會上講過一個觀點,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比任何一個外國人更有發(fā)言權,都可以成為最佳辯手,在“西藏問題”上中國永遠可以說“不”!
責編:周 瑾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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